这种支持性消费在九月下旬形成了一股风潮。
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很多从来不买正版磁带的人，第一次走进音像店，问：“有没有郑辉的磁带？”
“没了。”
“什么时候有？”
“不知道，等通知。”
陈建国连夜给白天鹅出版社打电话，协调加急生产线。压盘厂三班倒，磁带厂通宵运转。
他预估这一波至少能多卖两百万张CD和一千万盒磁带以上。可能更多，现在产能跟不上，很多地方排队等货。
......
与此同时，还有几个不死心的记者留在安溪，试图从这片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的土地上再挖出点新东西来。
其中一个是《东南早报》的年轻记者，姓林，刚入行两年。
他没去那些已经被写了无数遍的新建学校和水泥公路，而是钻进了更偏远的山沟里，去看那些只有十几二十个孩子的教学点。
他本来只是想做一篇安溪教育末梢的侧面报道，讲那些最小的教学点在捐赠后的变化。
确实也有变化，教室粉刷了，课桌换新了，黑板是新挂的，窗户装上了完整的玻璃。这些都在预期之内。
但他在一个教学点，发现了一个不在预期之内的东西。
那天早上七点半，他跟着一个代课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看到十四个孩子已经坐在位子上了。每个孩子面前放着两个白煮蛋，手里捧着一个搪瓷杯，杯子里是热乎乎的液体。
维维豆奶。
林记者愣了一下：“这是学校统一发的？”
代课老师点了点头：“是，每天早上都有。”
“郑辉捐的项目里有这个？”
老师摇头：“不是郑辉。是另外一个人，从三月份就开始了。”
林记者的新闻嗅觉一下子被点燃了。
他又跑了三个教学点，发现都有一样的安排：鸡蛋和豆奶，每天早上固定发放。只是数量和孩子人数严格对应，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在第四个教学点，他遇到了送鸡蛋来的人，一个本地农户，骑着摩托车，后座绑着两个塑料筐，里面码着煮好的鸡蛋，上面盖着棉布保温。
“谁让你送的？”
“有人包了我家的蛋。”农户说：“一学期结一次账，按鸡蛋数量算钱。每天我煮好，七点前送到。”
“谁跟你签的合同？”
“不是合同，就是说好的。”
农户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上面歪歪扭扭记着数字，有老师的每日签名，还有个电话号码：“这是账本，他还留了个电话号码，说有问题打这个。”
林记者记下了那个号码，他又去了一所完全小学，湖头镇的一所村完小，发现那边的情况更进一步。
学校食堂里请了两个本地阿姨，每天给孩子做三顿饭。
早上是鸡蛋、馒头、豆奶；中午有米饭、炒菜、一个荤菜；晚上孩子也可以吃完再回去。
校长告诉他：“从九月开学就有了，之前春季学期也有，暑假停了两个月，开学又恢复了。”
“谁出的钱？”
“一位姓高的先生。”校长说：“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他来过两次，看了我们的厨房，说了一些卫生要求，还找人教阿姨怎么搭配菜。”
“姓高？”
“嗯，很年轻，很客气，说话像京城那边的人。”
林记者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他回到县城的招待所，拨了那个农户给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四五声，接通了。
“喂？”对面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普通话很标准，带一点京城腔。
“您好，我是《东南早报》的记者，姓林。我在安溪采访，想请问一下，坑内教学点和其他几个教学点孩子的鸡蛋和豆奶，是您安排的吗？”
电话那头回道：“是。”
“方便问一下您是哪位吗？”
对方说道：“我姓高。”
“高先生您好。”林记者立刻坐直了身体：“这个项目是您个人资助的吗？”
电话那头是高宇，高宇说道：“我是代家里人做一点事。”
“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全名，或者您和郑辉先生是什么关系吗？”
“不方便。”
林记者笔尖顿了一下：“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是郑辉先生的朋友？”
高宇说：“你可以写郑辉亲友。”
“亲友？”
“对，亲友。”高宇没有再多解释：“郑辉在安溪做教育捐赠，我们知道以后，也想尽一份力。学校和路他在建，我们就从孩子的营养入手，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这个项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年三月底。”
“目前覆盖了多少学校？”
“三十个教学点和五所完全小学。之前春季学期是八个教学点和两所完小的试点，秋季学期扩大了。”
“总共投入了多少？”
高宇说：“不多，到目前为止，加上秋季学期预算，大概十万。”
林记者飞快地在本子上记：“高先生，能方便接受一个正式采访吗？”
“可以，但有条件。”高宇说。
“您说。”
“不要写我的全名，不要写我家里人的名字，更不要把这件事往娱乐新闻上带。”
林记者怔了一下。
他听出了这句话里的意思。
一个姓高的、和郑辉有关的人，出现在安溪，给山区孩子做营养餐。
林记者试探着问：“高先生，您是担心外界误会这是炒作？”
高宇说：“不是担心误会，是没必要。孩子吃饭的事，没必要变成娱乐版面的谈资。”
“可如果不写清楚身份，报道的传播效果可能会弱很多。”
高宇说道：“那就弱一点，这件事本来也不是为了传播。”
林记者又问：“那我能写到什么程度？”
“写一个郑辉亲友，自发捐资，在安溪部分教学点和完小试点营养餐。到这里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