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日，清晨，东京，外务卿官邸。
身为外务卿的井上馨今天起得极早，甚至比自己的侍从还要早，因为今天他有一件大事要做。
昨天美国邮轮「北京城号」就抵达了横滨港的外锚地，在检疫之后，将在今早十点进入横滨港港口。
他站在卧室的穿衣镜前，让仆人帮他整理领结，检查袖口，确认每一处细节都没有疏漏。
直到一切完美无缺，他又仔细查看了片刻，才微微点头，转身走向书房。
书桌上摊着的是昨夜最后一次核订过的迎接名单。字迹密密麻麻，边角处还有他亲手添上的几处批注。
某个年轻华族的名字被划去，因为他法语发音太差；某个通译被换成了另一个更沉着的，因为前者紧张时容易结巴。
就连随行人员中负责递交名帖的下级官员，他也特意换成了一个身材更高的青年，这样穿燕尾服时才不显局促。
旁人眼里，这种细致过于琐碎。只有井上馨自己知道，今天日本迎来的不是一个来观光的外国作家，而是一双眼睛！
一双会看、会记的眼睛，回到巴黎之后他把一路所见写进文章，化成评论，在舆论里，比任何公文的分量都要重。
他当然知道这个叫索雷尔的年轻作家，既不能在法兰西议会里举手表决，也不能代表法国签下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文。
可他更知道，决定法国国策的，并不仅仅是那些部长或者大使——
沙龙、报纸、出版人、剧院、大学、咖啡馆……像索雷尔这样名流，可以藉由这些，影响法国人的风气与观念。
日本与列强谈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每次谈到最后，总像站在一扇永远推不开的门前。
门后的人彬彬有礼，嘴里讲的是法律、秩序与文明，但潜台词就是一句话：你们还不够像我们，所以你们不配！
井上馨恨透了这句潜台词，又不得不承认，若想叫这些傲慢的外国人松口，就得先让他们无话可说。
今天来的这个法国人，恰好就是一个可以替日本向法国说话的人。
只要他真的被日本人打动，肯在回国之后公开说一句“日本已经是文明国度”，那比无数次外交会晤更有用！
想到这里，井上馨让人把自己的几件外套都取来，在镜子前反复比对每一件的细节，好确定到底该穿哪一件。
他既不能显得像一个笨拙地模仿西洋人的日本官员，也不能露出一点草率，让人觉得日本人只会假体面。
他检查领结的时候，仆人通报：“外务卿大人，内务卿品川弥二郎大人求见。”
井上馨抬起头：“请他进来。”品川弥二郎与他交情不浅，两人在明治维新初期就共事过。
所以进门后对方就半开玩笑地说：“横滨过来不过两个小时。你在鹿鸣馆迎接就足够体面了，何必到港口去吃冷风？”
井上馨摇了摇头：“鹿鸣馆的仪式再隆重，也没有莱昂纳尔·索雷尔在码头上看到日本的第一眼重要。
如果他感觉到今天的迎接只是例行公事，那他回巴黎以后写出来的也只会是一篇例行公事的游记。
真正打动西洋人的，从来不是事后的殷勤，而是他们在踏上日本土地的第一刻，就感受到的真诚与热情。”
品川弥二郎还想说一句“不过是个作家”，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但井上馨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正因为他是作家，才更不能怠慢。官僚可以敷衍，但作家的心比任何人都细腻。
如果让他在横滨港的空气里闻出旧日本的尘土味来，那鹿鸣馆里的宴会再盛大也是一场空。”
品川弥二郎被他这番话说得沉默了片刻，最后叹了口气：“你说得有道理。那我就不打扰了，祝你今天一切顺利。”
说罢就告辞离去。井上馨则立在原地，使劲咳嗽了一声，像是在发泄自己胸中那股的急躁与不安。
他并不总是这样苛刻，尤其品川弥二郎还是他的朋友。
可近来，越是接近与西洋人交涉不平等条约的时间，他越觉得整个东京没有准备好迎接外国使节的审阅。
官厅街的洋楼还不够整齐，有些官员一紧张就会用回旧日本的礼仪，因为他们心里把一切西洋仪式视作应景的把戏。
井上馨最厌恶的正是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他知道西洋人不会宽容日本的半步含糊。
他们盯着这个国家，像大人带着戏谑的眼光看一个刚学会站立的孩子，就等着看他什么时候狼狈地跌倒。
只要跌倒一次，他们就会立刻大笑着说：看吧，毕竟还是个东方国家！
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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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后，他的车驾在晨雾中出了东京，向新桥车站而去。
这条铁路，几乎可以说是专门为了“鹿鸣馆”修建的，为的就是方便外国的客人下了船就可以直接来参加舞会。
一路上井上馨沉默不语，偶尔掀开车帘，可以看见沿路尚未醒透的街市。
近处，卖炭的人挑着担子吆喝，路边小贩在寒风中搓手，西装革履的职员匆匆忙忙，穿和服的女人撑着纸伞……
远处，还能看到新建的洋式屋顶与旧式町屋交错着……东京，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硬生生地拼在了一起。
他忽然焦虑起来：怎么才能赶在那个法国人看见这些前，把日本最无懈可击的文明一面，展现在他眼前？
因为日本如今没有资格让人看见它的混乱——
一个强国的礼服上哪怕全是褶皱，别人也会说那是风雅；
而一个弱国，哪怕只有领口歪了半寸，别人也会说那是野蛮。
到新桥车站时，月台上早已肃清的闲杂人等，专门在等候他的到来。
确定随行的官员立在冷风里，一看见他便齐齐低头，态度恭敬极了。
井上馨一眼扫过去，先看服装，再看站姿，再看表情，像在检阅即将要上场的仪仗队。
他的目光在一名年轻属员身上顿了一下。那人虽然穿了西式礼服，领口和袖口里却还露出和服的白边。
井上馨的脸色当场就沉了下来：“你这是要在乡间迎神吗？如果不知道哪里失礼了，就不配代表日本帝国站在这里。”
那青年官员满脸涨红，几乎抬不起头来，更不敢出声辩解。旁边的人更是个个连气都不敢喘。
井上馨没有再多说，命人立刻把他撤下，他绝不能让任何细节影响索雷尔对日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的判断。
列车向横滨驶去的时候，天光终于渐渐亮了。窗外田野潮湿，远处屋舍低伏，冬日的空气清得发白。
井上馨坐在车厢里，没有再与任何人交谈，只把练习了无数遍的法语欢迎辞又默念了一遍。
那些辞句不能太热切，免得像下国对上国的逢迎；也不能太冷淡，免得让人误以为日本对他态度敷衍。
最难的地方，在于既要让那个法国人感到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敬，又不能让这尊敬显得卑微。
井上馨要的是让索雷尔感动，而不是让他怜悯、让他施舍，特别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做这一切。
他在心里一遍遍斟酌：不必提“请求”，不必提“恩惠”，甚至最好不必直接提条约。
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先让对方爱上这里，然后叫他自己说出日本理应享有平等待遇这句话。
只要那句话是对方主动说出来的，它便比任何自己的恳求都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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