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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5月25日，巴黎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所有报亭前都排起了长队。
《小巴黎人报》头版用了一整版刊登莱昂纳尔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号门前的演讲全文。
标题是加粗的黑体字：《“他们想把雨果从穷人那里偷走”》。
报纸在早上七点就被抢购一空。报童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边跑一边喊：“号外！索雷尔先生怒斥政府！‘作家最危险的命运是被权力拥抱’！”
蒙马特高地的一间咖啡馆里，一份报纸摊在桌上，有人大声朗诵着。
当念到“政府想从穷人那里把雨果先生偷走”的时候，一个老工人一拍桌子：“说得对！雨果先生的钱给了穷人，他们倒好，拿十万法郎摆排场！”
拉丁区的一间学生公寓里，几个索邦的大学生围着桌子讨论。
其中一个拿着《小巴黎人报》念道：“‘如果接受了他们的安排，那么从此以后，在法国，一位作家最危险的命运，不是被权力迫害，而是被权力深情地拥抱，直至成为它的一部分。’”
念完他抬起头：“大家都明白索雷尔这话什么意思吧？”
“当然明白！意思就是政府想把雨果变成他们的招牌。”另一个学生说，“好让自己那些肮脏的勾当都变成光鲜的功绩。”
第一个学生点了点头：“有道理。所以索雷尔说他们‘想从穷人那里偷走雨果’。”
“对。雨果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他要用穷人的灵车。政府偏要搞国葬，这不是偷是什么？”
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一个高年级学生冷笑了一声：“你们真以为政府在乎雨果的遗嘱？他们在乎的是葬礼那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会登出‘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的消息。这才是他们要的。”
“那就让他们办不成！”
波旁宫的总理办公室里，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好几份报纸，不过每一份的头版都让他血压往上升。
内政部长亨利·阿兰-塔尔热坐在他对面，脸色也不好看。葬礼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朱尔·西蒙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现在外面怎么说？”布里松问。
阿兰-塔尔热叹了口气：“《费加罗》《小巴黎人》《世纪报》《吉尔·布拉斯》，还有外省的报纸，全都登了索雷尔那番话。尤其是‘偷走’和‘最危险的命运’那两句，到处都在传。”
布里松一拳砸在桌上：“他就那么几句话，把我们全盘的计划都搅乱了。”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朱尔·西蒙开口了，“我们要想下一步怎么办。”作为前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长，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阿兰-塔尔热看了看布里松：“要不……调整一下？葬礼规格降一降？”
“不行。”布里松斩钉截铁，“议会已经通过了国葬决议，十万法郎的预算也批了。现在降规格，全法国都会说我们被索雷尔吓住了。”
朱尔·西蒙点了点头：“我同意。国葬必须办，而且要办得体面。但我们得换个说法。”
“什么说法？”
“对外就说，我们尊重雨果先生的遗愿，所以葬礼会保持简朴。但凯旋门的布置、先贤祠的安葬，这些都是国家表达敬意的方式，不矛盾。”
阿兰-塔尔热想了想：“这个说法可以。但洛克罗伊夫人那边怎么办？她手里有雨果的亲笔遗嘱，而她现在只相信索雷尔那个混蛋！”
布里松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才开口：“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关键是，葬礼需要组织。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没有军队引导人流，没有市政部门协调交通……
两百万人涌进葬礼现场会是什么后果？踩踏、斗殴、混乱！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转过身看着几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按原计划推进。凯旋门照常布置，先贤祠照常改造。索雷尔要办他的‘穷人的葬礼’，那就让他办。但我们不配合，看他怎么收场。”
阿兰-塔尔热眼睛亮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没有政府，他们连路都封不住。到时候出了乱子，我们正好接手。而且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到索雷尔他们身上——是他们非要违背政府安排，才导致葬礼失控。”
朱尔·西蒙想了想：“这确实有可能……但万一没有乱子呢？”
布里松冷笑了一声：“两百万人，没有组织，怎么可能不乱？你见过哪次大规模集会没有组织好，然后还不出事的？”
阿兰-塔尔热这时插了一句：“我听说索雷尔跟保罗·拉法格关系不错。如果拉法格的工人党介入组织，也许真能稳住场面。”
布里松摆了摆手：“拉法格今年年初就因为鼓动革命被关进去了，现在还在圣佩拉吉监狱待着呢。他出不来。”
“就算他不在监狱里，他也不会帮索雷尔这个忙。”朱尔·西蒙忽然说了一句。
布里松和阿兰-塔尔热都看向他。
朱尔·西蒙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你们不知道拉法格怎么评价雨果？”
“怎么评价？”
“拉法格说，雨果是个‘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用华丽的辞藻和廉价的感伤主义掩盖阶级本质，是‘所有骗子中最大、最反动的一个’。这是他的原话。”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他真这么说？”
“当然是真的。所以拉法格和他的工人党根本不会来给雨果办葬礼。不捣乱就不错了。”
布里松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索雷尔连组织人手都凑不齐，拿什么跟我们斗？”
阿兰-塔尔热也跟着笑了：“看来这场葬礼，最后还是得我们接手。”
布里松重新坐回椅子上：“就这样定了吧。凯旋门的布置继续，先贤祠的改造加快。索雷尔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只管把该做的事做好。葬礼那天，巴黎的街头会证明谁才是对的。”
当天下午，政府的工作照常推进。
星形广场上，工人们开始往凯旋门上挂巨大的黑底金边帷幔。帷幔从拱顶一直垂到地面，把整座凯旋门包裹得像一个披着丧服的巨人。
帷幔上缀满了盾形纹章，每一枚都刻着雨果一部作品的名字——《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静观集》《历代传说》……
凯旋门正下方，工人们开始搭建一座豪华的灵台。灵台用黑色大理石贴面，四周摆放着棕榈树和白色百合花，台基上预留了摆放灵柩的位置。
台基后面是观礼台，预留了三百个座位，给政府官员、外国使节和各界名流。
广场四周，工人们还在搭建用来分隔人流的临时栏杆，每隔十米就有一个警察站岗的位置。
巴黎市政厅的工人们也在忙碌。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侧搭建看台，看台用木板和脚手架临时拼成，外面包着黑布。
这些看台是预留给议员、法官、教授、军官等“社会精英”的专区，平民没有资格坐上去。
协和广场上，工人们正在竖立起一根根旗杆，准备悬挂前来葬礼现场的各国使节的国旗。高耸的埃及方尖碑也被黑纱包裹起来，顶端放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花圈。
所有的工程都在赶工，工人们两班倒，日夜不停地干。现在的巴黎市民走过这些地方，都要绕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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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上午，《政府公报》刊登了两道总统令。
第一道法令宣布：先贤祠恢复其1791年的原始用途，成为“国家伟人的墓地”。拿破仑三世与历代王朝赋予其宗教性质的一切法令，统统废止。
第二道法令写得更加明确：“维克多·雨果的遗体将安葬于先贤祠。”
这是自1791年米拉博以来，第一次有人直接以国葬规格进入先贤祠；也是第一次，一位作家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被纳入共和国的万神殿。
消息一出，共和派的报纸一片欢呼。
因为眼下先贤祠实际上仍然是一座宗教建筑——它的官方名称是圣热内维耶芙教堂。
教堂正面高悬着十字架，内部有祭坛与宗教陈设，由一支名为“圣热内维耶芙咏礼司铎团”的六人神父团体主持日常宗教活动。
先贤祠的命运堪称法国政体更迭的晴雨表，它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反复横跳了近一个世纪。
最早它是路易十五大病初愈后发愿建造的教堂；法国大革命后制宪议会颁布法令，将这座刚完工的教堂世俗化，更名为“先贤祠”，门楣刻上了“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的箴言。
后来拿破仑一世登基后，又颁布法令将先贤祠归还教会，恢复为圣热内维耶芙教堂。门楣上的世俗铭文被抹去，宗教仪式也被重新恢复。
等七月王朝复辟后，路易-菲利普又将其重新改为先贤祠，但功能模糊，既非纯粹的陵墓，也非完全的教堂，更多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后来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成为新的皇帝，再次颁布法令将先贤祠彻底恢复为国家教堂，并建立了一支由六名神父组成的“圣热内维耶芙咏礼司铎团”，专责“为法兰西祈祷，为安葬于此的死者祈祷”，门楣上的革命铭文也再次被凿去，十字架重新耸立起来。
第三共和国的政权稳定以后，议会曾通过法案，试图恢复先贤祠的世俗性质，但遭到参议院阻挠，不了了之。
如今，雨果的去世为共和国提供了不可错过的契机！
《小巴黎人报》的头版标题是：《世俗共和国对教权的胜利》。
《世纪报》写道：“先贤祠终于回归了它的使命——安葬那些为法兰西增光的伟人。雨果先生作为其中最杰出者，理应有此殊荣。”
《共和国报》则更加直接：“十字架从先贤祠滚出去！雨果要进来了！”
教会的报纸自然炸了锅。
《宇宙报》的头版只有一个标题：《撒旦得胜了》。
正文写道：“共和国将圣热内维耶芙教堂从上帝手中夺走，献给了一个写书的凡人。这是法兰西对上帝的公开背叛。”
《十字架报》则哀叹：“法国被从教会手中夺走，献给了共济会的崇拜。雨果的灵柩放在哪里，哪里就是亵渎之地。”
里昂的主教发表公开信，称总统令是“对天主教徒的侮辱”；马赛的主教号召信徒们“为法兰西祈祷，求上帝赦免这个国家的罪”。
但政府不在乎，总统儒勒·格雷维签署法令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教会会有什么反应，但他需要的不是教会的支持，而是共和派的欢呼。
法令见报以后，先贤祠广场的气氛骤然紧张。
工人们开始拆除先贤祠正面的十字架。这座十字架是铜铸的，有三米高，嵌在山墙的石雕里。工人们先搭起脚手架，然后开始用锯子锯十字架与石雕的连接处。
消息传开，天主教徒开始聚集在先贤祠广场。起初只有几十个人，站在广场边上，远远地看着工人们施工。他们手里拿着玫瑰经念珠，嘴里念念有词。
到了中午，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了三四百人。终于有人开始喊“这是亵渎”，还有人试图冲进广场阻止施工。警察不得不拉起了警戒线，把人拦在外面。
下午两点，冲突还是爆发了。
一群年轻的共和派学生举着三色旗来到广场，对着那些天主教徒喊“共和国万岁”“教会滚出去”；天主教徒则回骂他们“撒旦的走狗”。
双方先是互相扔东西——石头、烂水果、空瓶子。然后开始扭打在一起。
警察冲进去拉架，但两边都不听。有天主教徒被打破头，血流了一脸；还有学生被打掉两颗牙，满嘴是血。
警察不得不鸣枪示警。枪声一响，人群才散开。但已经有好几个人受了伤，被抬走了。
第二天，类似的冲突又在先贤祠广场发生了一次。这次规模更大，有上千人参与。警察抓了上百个人，才勉强控制住局面。
《十字架报》把这两次冲突描述为“共和国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宇宙报》则呼吁信徒们“不要屈服于暴政”。
共和派的报纸则反过来指责教会“煽动暴乱”“破坏公共秩序”。
整个巴黎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政府，一派支持教会。两派的人在街头相遇，都要互相瞪一眼，骂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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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罗伊夫人坐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号的客厅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眉头紧锁。
莱昂纳尔坐在她对面，喝着咖啡。
“索雷尔先生，外面这么乱，葬礼还能顺利举行吗？”洛克罗伊夫人问。
莱昂纳尔放下杯子：“能。”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人们对雨果先生的敬意，会超越政客们的想象。”
洛克罗伊夫人看着他，叹了口气：“我希望你是对的。这几天来家里的人越来越多，从早到晚不断。我看着他们，心里又感动又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辜负他们。雨果先生把这么多人的爱戴留给我们处理，我怕做不好。”
莱昂纳尔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花海：“您不用担心。我们只要按他的遗嘱办就行。简朴、安静、有尊严。这就是他想要的。”
“但政府那边……”
“政府那边我会处理。”莱昂纳尔转过身，“他们想办国葬，想用雨果先生的尸体给共和国贴金。但我们有全法国爱戴雨果的人，我们不是独自在战斗。”
洛克罗伊夫人点了点头：“那就拜托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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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巴黎各大火车站开始变成人的海洋。
从马赛来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从里昂来的火车，连车顶都恨不得坐上人；从波尔多、南特、里尔、南锡来的火车，每一趟都超员近一倍。
人们背着包袱、提着篮子、抱着孩子，从法国的四面八方涌向巴黎。
他们是工人、农民、小店主、职员、教师、学生……他们不是被政府邀请来的，也没有人组织他们。
他们自己买了车票，自己坐了火车，自己找到了住处——如果找不到住处，就睡在火车站、塞纳河边、公园的长椅上。
他们来巴黎只有一个目的：送雨果最后一程。
圣拉扎尔火车站外面，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老水手坐在台阶上，身边放着一个帆布包。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勒阿弗尔。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
“你认识雨果先生吗？”
“不认识。但我在酒馆里听别人读过他的书，《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他写那些穷人，写那些受苦的人，写得真好。我就想来送送他。”
类似的对话，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
到了5月30日，涌进巴黎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万。旅馆爆满，民宿爆满，连教堂的收容所都满了。有些人实在找不到住处，就干脆睡在塞纳河的桥洞下面。
巴黎的市政系统达到了最大负荷。垃圾没人收，自来水供应不足，公厕排起了长队……警察局的人手也严重不足，到处都是交通堵塞，巴黎乱成了一锅粥。
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室里，听着阿兰-塔尔热的报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现在怎么办？”阿兰-塔尔热问，“人太多了，我们的警察根本不够用。”
“不够用就调军队。”
“军队已经调了。但指挥不了交通，管不了那些乱扔垃圾的人。”
布里松沉默了一会儿：“不用管。让他们乱。”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不用刻意维持秩序。人越多越好，越乱越好。等到葬礼那天，如果真出了大乱子，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接手。而且索雷尔要负全部责任。”
阿兰-塔尔热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看着？”
“看着。什么都不用做。”
阿兰-塔尔热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亨利·布里松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点燃了一支雪茄，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然后看着窗外的天空。
“索雷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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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维克多·雨果大道，今天是雨果正式入殓的日子。
从清晨开始，整条街就被人群挤满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沿着人行道站成一排排，肩膀挨着肩膀，脚尖碰着脚跟。
街道两旁的窗户全部打开，窗台上探出无数颗脑袋。连屋顶上都爬满了人，他们坐在屋脊上，两只脚悬在半空中摇晃。
警察在人群外围拉起了警戒线，但他们不敢推搡，不敢呵斥，只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尽量维持住最基本的秩序。
街道的另一头，上千名军人列队站在几个街区外的指定位置。他们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带队的军官不时看怀表，等待命令。
只要现场发生规模化的骚乱，他们就会立刻接管葬礼——包括维克多·雨果的灵柩在内。
内政部的密探混在人群里，拿着笔记本，记录每一句能听到的话，记下每一个看起来像“危险分子”的脸。
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下午五点整，维克多·雨果大道130号的铁门开了。
最先出来的是六个仆人，他们在台阶上铺了一块灰色的粗布，从门口一直铺到马车停靠的位置。
然后，一辆灵车从巷子拐了出来。
那不是带着政府徽标的黑色马车，也不是有共和国卫队护送的豪华灵车，那就是一辆再朴素不过的，专门为赤贫者准备的普通灵车。
木质的车厢，没有任何油漆和装饰，木板还裸露着原本的颜色，上面甚至有虫蛀的痕迹。
人群中立刻有人开始低声哭泣，哭声渐渐汇聚成了一片悲伤的海洋。
一个老妇人抓住身边陌生人的胳膊，声音发抖：“他真的……真的用了穷人的灵车。”
莱昂纳尔·索雷尔从门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没有戴礼帽，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那是雨果1883年8月2日亲笔手书的遗嘱原件。
他的身后跟着两个人：奥古斯特·瓦克里，雨果的主要遗嘱执行人，负责雨果的后事；保罗·默里斯，雨果指定的“文学遗嘱执行人”，负责处理雨果的作品版权。
三个人站在台阶上，看着眼前那片黑压压的人群。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鼓掌……成百上千双眼睛盯着他们。
莱昂纳尔环视了一眼台阶下的人群，用最大的音量说出了第一句话：
“他们以为没有官僚，我们只有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