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迪南·布吕纳蒂埃把《鼠疫》放在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传统里审视，发现它处处不合规矩：
巴尔扎克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欲望：金钱、权力、女人……拉斯蒂涅想往上爬，是因为他看见了巴黎的繁华，是因为他穷过，是因为他的贵族亲戚抛弃了他母亲。
福楼拜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愚蠢：包法利夫人想浪漫，是因为她读了太多浪漫小说，是因为她嫁了个平庸的丈夫，是因为她的修道院教育给了她不切实际的幻想。
左拉写人，总要写透人的环境：热尔维丝堕落，是因为她穷，是因为她的男人打她，是因为她从小在酒精里泡大。
可里厄医生呢？他不纵欲、不愚蠢、不堕落，甚至不神圣。他就是一个医生，干医生该干的事。这算什么小说人物？
布吕纳蒂埃最后写道：
【索雷尔似乎想告诉我们，道德不需要来源，责任不需要理由，人只要“存在”就够了。但这不是小说！这是向信仰宣战！】
三天后，儒勒·勒梅特在《辩论报》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布吕纳蒂埃先生问，道德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从人自身而来。里厄医生不需要上帝告诉他该做什么，不需要共和国给他发勋章，不需要文学批评家来定义他的伟大。
他做事，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做。这就够了！】
勒梅特没有停留在反驳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判断：
【《鼠疫》虽然没有英雄战争，没有王朝兴亡，没有神明干预，但它仍然是一部“现代史诗”。布雷兹不是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充满地方色彩的背景板，而是一座缩小的法国，甚至是缩小的欧洲。】
【过去三十年，法国经历了战争、围城、革命、分裂。每一次我们都以为灾难过去了，但每一次灾难又卷土重来。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为什么”，只问“怎么办”。
索雷尔的小说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也许‘怎么办’也没有答案。但人仍然可以选择怎么做。里厄选择留下，塔鲁选择组织志愿队，格朗选择继续写他那改了又改的小说开头。
他们没有拯救世界，甚至没有拯救自己。但他们没有变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勒梅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读完《鼠疫》后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然而真正让巴黎震动的，是《共和国报》七月二十五日的评论，是主编让·德·拉弗雷亲自写的。
【我们本该欢迎里厄医生，因为他本该是世俗法国的儿子。他不去教堂，不信上帝，不靠国王……他只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这难道不是共和国想要培养的公民吗？”
可我们读到最后，竟无法确定他就是！索雷尔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教会的义人，却也没有让他成为共和国的英雄。他使我们得胜，又夺走了我们的凯歌。】
拉弗雷的愤怒是有道理的。
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现代法国”的形象上：世俗学校、公共教育、铁路、电报、行政体系、医学、科学、共和国公民道德……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信念：旧王权和教会不能带来的秩序，现代国家可以带来；旧式信仰不能解释和改善的苦难，科学与教育可以慢慢解决。
共和国要向法国人证明，你们不再需要国王和神父了，共和国给你们学校，给你们医院，给你们铁路，给你们选举权……这些东西比向上帝祈祷和向皇帝效忠管用！
可《鼠疫》里的小城「布雷兹」偏偏让这套信念变得难堪。
医学在那里——里厄医生每天出诊，量体温，统计数字，组织隔离——可死亡照样一天几百个。
制度在那里——市政府开会，讨论，发通告，下命令——可该慢的还是慢，该乱的还是乱。
电报在那里——可电报传出去的只是冰冷冷的死亡数字，不是驱散瘟疫的希望。
科学在那里——可科学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个孩子死了，隔壁那个老头却活了下来。
【共和国最恐惧的，不是君主派复辟，而是被人民发现它无能为力。《鼠疫》说出了这个恐惧，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安慰。】
这才是让拉弗雷真正愤怒的地方。
莱昂纳尔以前也批评过共和国：反对殖民政策，支持教育改革，骂过政客，讽刺过官僚……但那都是在共和国的信仰内批评。
你可以说殖民政策不对，但你仍然要相信共和国能改正；你可以说教育改革不够彻底，但你仍然要相信教育有用；你可以骂某个政客无耻，但你仍然要相信制度能把他换掉。
可《鼠疫》不一样——
它动摇了共和国最需要维护的一种信念：灾难可以通过理性、制度和进步被管理。
如果一场瘟疫就能让一座城市瘫痪，那铁路有什么用？电报有什么用？统计数字有什么用？
如果医生自己都不相信能战胜死亡，那医学有什么用？
如果共和国连一场瘟疫都对付不了，那它和旧王朝有什么区别？
拉弗雷没有把这些问题问出来，但每一个读过他文章的人，都听到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教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鼠疫》。《宇宙报》的主编路易·弗约在一个整版评论里写道：
【《鼠疫》虽然没有把瘟疫的责任推给教会，甚至让帕纳卢神父死得像个圣徒，但却写出了没有教会也能活得像义人的人。
这比直接攻击我们更危险。因为他会让读者以为，信仰是不必要的。】
弗约的文章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争论。
有些人认为他太软弱了，应该直接谴责《鼠疫》是无神论的宣言；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说得对，这本书比无神论更危险。
但是巴黎教区的吉博大主教的态度却十分暧昧。他在一场布道中特地提到了《鼠疫》：
“我还没有读完这部小说，不便评论。但我已经看到，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在苦难中如何保持尊严？
教会的回答是：靠信仰。索雷尔先生的回答似乎是：靠人自己。这个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自己想清楚。”
这种不痛不痒的表态，反而让更多人想去读《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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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对《鼠疫》的批判最为激烈的，竟然是还在圣佩拉吉监狱服刑的保罗·拉法格
他写了一篇长文，设法传递了出去，并刊登在了《平等报》上：
【索雷尔先生曾经站在工人一边，反对殖民，反对教会，反对君主。我们一直以为他是我们的人，可《鼠疫》让我们失望了。
他把瘟疫写成了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没有资本家在操纵鼠疫，没有政府在故意传播疾病，没有一个阶级在剥削另一个阶级。
在小说里，瘟疫就是瘟疫，一种自然现象。这等于告诉工人：你们的苦难不仅不是人造成的，而且是没有原因的。
那你们还反抗什么？如果把瘟疫比作资本主义，那医生和志愿队就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没有推翻制度，只是在修补漏洞。
鼠疫过去了，生活恢复原样，什么都没有改变！】
拉法格不喜欢《鼠疫》最后给出的这个结论，但他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所以最后只能写道：
【索雷尔先生也许是想告诉我们，人不需要等到革命胜利才能做好事，但这不是工人需要的答案！
工人需要的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好事的伪善！】
这篇文章在左翼圈子里传阅了一阵，最终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大部分人觉得，这是在用政治衡量文学，本来就不对。
而最有趣的评论来自《费加罗报》，它的文学副刊在七月二十八日登了一篇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埃德蒙·阿布撰写的短文。
【《鼠疫》是一部让人不舒服的小说，因为它没有试着去讨好任何人。教会在里面没有得到胜利，共和国也没有；科学没有凯旋，人道主义也没有显得温暖可靠。
索雷尔以前的作品里总有一个‘立场’。《老卫兵》同情小人物，《合唱团》批判教会，《雷雨》揭露家庭伦理的虚伪，《太阳照常升起》反思迷惘的一代……
《鼠疫》没有这些。它甚至不关心“美”。书里的布雷兹是一座灰色的小城，没有巴黎的繁华，没有外省的风情，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地方，有人住在那里，然后他们死了。
这部小说不提供慰藉。它没有英雄让你崇拜，没有道德让你学习，没有悲剧让你流泪。它只是把一件事放在你面前，然后说：看，这就是人。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这篇短文被普遍认为是为了弥合因为《鼠疫》分裂的巴黎艺术批评界，但没有人在乎，人们还是吵闹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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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一切纷纷扰扰之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出现：莱昂纳尔·索雷尔。
自从《鼠疫》出版以后，他从巴黎的社交圈里消失了。不参加沙龙，不接受采访，不在报纸上发表任何声明。
有人去维尔讷夫的山麓别墅找他，门房说索雷尔先生身体不适，需要静养，不见客。
有人给他写信，希望他谈谈《鼠疫》的创作意图，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有人在他常去的咖啡馆蹲守，等了一个星期，连他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种沉默让评论家们更加焦躁。
他们想听他解释。哪怕只说一句“你们想多了”也行。
但他就是不说。
《小巴黎人报》的记者乔治·杜瓦尔在专栏里写道：
【索雷尔先生沉默了，但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不愿意为《鼠疫》辩护，因为他觉得不需要辩护；他不愿意解释，因为他觉得解释是多余的。他把书交给了读者，然后转身走了。
这是对自己作品最大的自信，也是对自己作品最大的不尊重。】
文章一出，人人都恍然大悟，表示索雷尔就是这么个人！他不喜欢对公众解释自己的作品的意图，把一切争论留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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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莱昂纳尔此刻正在巴黎郊区一个封闭的场地内，坐在一辆怪模怪样的“车”上，在柏油路上快乐地飞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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