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清楚兴汉军治下的宗教问题，得先从清妖是怎么摆弄这些神佛鬼怪的说起。
鞑子入关之前，不过是山里钻出来的渔猎部落，信的是萨满。跳大神、祭山神、拜祖先，一套粗粝原始的多神体系，跟汉人比起来既不精致也不成体系。
但他们有一个本事，见神就拜，遇佛烧香，什么庙都不拆。不是宽容，是实用。因为早期部族混杂，他们必须要利用宗教来维持内部的稳定，特别是佛教，在他们之中非常多，早上去屠杀汉民，晚上就回去念经，属于是只要不反我，你的神也可以替我说话。
入关之后，这套泛用主义被他们玩到了极致。
对汉地的佛教，他们一面尊崇，一面架空。
顺治跟禅宗高僧谈禅论道，实际上去福建被郑成功一炮炸死就说遁入佛门。康熙六下江南必拜各大禅林，雍正在潜邸时自号“圆明居士”，乾隆更是把“活佛”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
表面上看，鞑子皇帝对佛门礼遇有加，实际上他们把佛教牢牢攥在手里。汉传佛教在他们的摆弄下，变成了一群只会念经吃供奉的温顺宠物。
对藏传佛教，那就更是赤裸裸的推崇。册封国教，在北京修雍和宫，在承德建外八庙，给黄教寺院大片庄园和属民，让蒙古王公把儿子送去当喇嘛。
目的只有一个，用黄教笼络蒙古，让草原上的青壮一半出家当喇嘛，一半编入八旗替他们打仗。蒙古人口从明末的几百万跌到清据末期的不足百万，黄教“功不可没”。他们不但不拦着，反而拼命鼓励。要的就是你们人少，人少了才好管。
对道教，他们的态度就冷淡得多。正一道的张天师被降了品级，全真道被赶到山里去自生自灭。原因很简单，道教跟汉人民间信仰纠葛太深，斋醮符箓、炼丹画符、各种秘密会社都打着道教的旗号。
清妖对汉人的任何组织都抱有本能的警惕，道教自然也在提防之列。但他们没有禁绝，只是把它边缘化，让它活着，但不让它出声。
对回部，他们用了一套更精巧的手段。陕甘回部替他们镇着西北，云南回部替他们填着西南，各地的回部商帮替他们跑着茶马古道。
给特权，给商路，给地盘，但同时也给限制。不许随意建寺，不许随意传教，不许跟汉民通婚。
这套结构简单来说就是人为制造族群割裂，却是强调，越是分化，用回部制汉民，用汉民疑回部，两边都离不开他们的仲裁。
对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这类民间秘密结社，那就只有一个字——杀！
因为这些组织天然带有反清基因，入教的人嘴里喊着“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心里想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清妖入关之初就定了铁律：将这些反清势力定为叛逆，一经查获，为首者凌迟，从者斩立决。
但他们杀不完。杀一茬，长一茬。因为这些秘密结社的土壤是贫困、是不公、是绝望。
鞑子从来没想过要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片土壤的制造者。
这些教门，不管哪一家，有一个共通的毛病，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地主，是地方豪强。寺庙有田产，道观有佃户，教堂有捐款，丁真寺有寺产。
田是隐田，不纳粮不交税；人是隐户，不入保甲不当差；钱是印子钱，年利三分五分，别说一辈子三辈子也还不上。
信徒把土地“捐”给寺庙，名义上是供养，实际上是避税，因为寺庙不交皇粮，佃户给寺庙交租比给官府交税还轻些。
什么官绅一体纳粮就是笑话，清妖的官老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寺庙的主持逢年过节少不了他们的孝敬。里外里吃亏的只有鞑子皇帝，而鞑子的亏最终又转嫁到底层百姓头上。
这就是清据时期宗教的真实面貌。不是信仰，是生意。不是修行，是剥削。不是彼岸的慰藉，是此岸的枷锁。
林远山对这些事从一开始就看得清清楚楚。
当初在大澳起兵，他就定下了对宗教的三步走方针。第一步，对佛道这些有名有姓的大教派，先不动，只要求登记：人员多少，田产多少，财产多少。
对家族祠堂和祭祖活动不作干扰，对清据之前的历史人物纪念祠也不动。但清据时代的所谓“忠烈祠”、“节孝坊”一律铲平。清据官吏的祠堂也一起铲平灭族。
至于耶教，随着鬼佬的势力被驱逐，自然也在清理之列。穆教本来就因为福建的事情被限制，后来因为西北暴乱，直接划入打击范围。
第二步，对淫祠野祀、秘密结社、邪教祭祀、地方巫术，严厉打击。这些玩意没有名分，没有根基，打的都是最底层的穷苦人，骗的都是最愚昧的香火钱。清妖懒得管，兴汉军不会不管。
第三步是根本，通过扎根基层，普及教育，把兴汉军的组织渗透到每一个村寨，用事实替代幻想，用温饱替代麻醉，从根子上瓦解宗教迷信的土壤。
当初打湖南，大军路过衡山，有参谋建议林远山去拜一拜南岳大庙。他站在山下望了一眼那片金碧辉煌的殿宇，说了一句：“这山上庙里的和尚，比山下整个府的百姓都有钱。”然后转过马头就走了。
后来他对身边人说过一番话，大意是：宗教这东西，就是安慰剂。日子太苦了，现世没指望了，人就往彼岸想。吃一两口是止痛，吃多了就是瘫痪。跟大烟一个道理。
但他说归说，到底没有马上动手。不是不敢，是时候不对。那两年兴汉军的战线从珠江口拉到辽东，从东海边拉到河西走廊，兵锋所向披靡，但后方不能乱。寺庙道观在基层盘踞了几百年，根须扎得太深，一旦贸然动手，神棍挑动激起民变，前线粮道就会受影响，收复区的地方秩序就会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