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里的人重新聚集到那张靠窗的桌子边上，还是差不多那些人，还是同样的威士忌和雪茄，但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
军官坐在角落里，脸上的表情像是刚从一场噩梦里醒过来，眼神发直，半天不说一句话。很多原先混迹这边的议员之类的全都不敢出来，生怕被人发现，然后追着问。
那些往日悠哉谈着生意的洋行的经理拿起酒杯的手也在颤抖。不是怕，是气的。他们在印度囤了价值几十万英镑的鸦片，原指望这场战争一赢，港口一开，关税一降，利润翻倍。现在别说利润了，货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
“至少法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试图找补，“他们的舰队也损失惨重。”
“法国人？”军官苦笑了一声，“法国人损失再惨，巴黎到伦敦的距离也只有几百英里。远东的损失对他们来说是皮外伤，对我们来说是断了一条腿。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法国人有多惨，而是法国人会不会趁机在欧洲给我们找麻烦。”
这话说得在座的人都沉默了。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并肩作战是一回事，但几百年来的恩怨是另一回事。
从百年战争到拿破仑，从加来到滑铁卢，这两个国家在互相捅刀子的技术上已经磨练得炉火纯青。现在英国在远东露了怯，法国人如果不趁机在欧洲捞点什么，那就不是法国人了。
“还有普鲁士。”有人低声补了一句。
这个名字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在座的都属于上层社会，都听说过，这两年里，普鲁士人在远东跟兴汉军做起了大生意。
不卖鸦片，卖枪炮，卖的是机器、图纸、工程师、原材料，赚得盆满钵满。
英国人发动战争的时候，普鲁士人一句“中立”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结果呢？战争打完了，英国人法国人灰头土脸，普鲁士人继续跟兴汉军做着技术转让的买卖，份额还涨了一大截。
“我听说，”老绅士压低了声音，“就是普鲁士佬出卖了欧洲，是他们泄露了舰队的行踪，是他们把火炮卖给那些黄皮猴子。”
没有人接话。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敏感之处不在于普鲁士人卖武器给兴汉军，英国人也卖武器给任何出得起钱的买家。敏感之处在于他们输了。
没有人愿意往下想。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伦敦的政坛陷入了一种奇怪的胶着状态。表面上看，议会每天都在开会，报纸每天都在发社论，俱乐部里的绅士们每天都在高谈阔论。
但实际上，真正做决定的人，无论是内阁大臣、军情部门的头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他们聚在紧闭的房门后面，围着长条桌，密切讨论相关。
这些人很清楚，民间的狂热和议会的争吵是两回事。议员老爷们可以在议会里喊破喉咙，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为喊出来的后果负责。
但职业官僚不行。他们手里握着真实的数字，这段时间来已经统计预估出远东舰队沉了多少船，克里米亚战争花了多少钱，印度殖民地的驻军还剩下多少能调动的兵力，国库里的储备金还能撑几个月的赤字。这些数字，每一个都在告诉他们同一个结论：全面战争，打不起。
额尔金带走了两万老兵，这是从克里米亚战场上撤下来的精兵，是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壕里活下来的人。这些人被俘了。
不是死了，是被俘了。
死了一了百了，挂个“失踪”的名头，抚恤金发不发都难说，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就完了。
被俘意味着他们还活着，活着就得赎回来。
不赎？不赎的结果不是省下了一笔赎金，而是失去了两万个英国家庭对政府的信任。
这两万个家庭里有父亲、母亲、妻子、孩子，他们每天都在报纸上寻找亲人的名字，每天都在往议员的办公室写信。谁敢说不赎，谁就得在下次选举中滚蛋。
但赎人的代价太大了。兴汉军没有公布赎金的数目，只通过洋行渠道放了一句话：“你们先开价。价码合适，我们自然放人。”
这话放在平常，就是商人讨价还价的标准话术。但现在，说这话的是刚把你两万精兵打趴下的对手，你开价开高了，自己心疼；开低了，对方再往上抬，或者干脆在俘虏身上做文章。这个价，怎么开都不对。
更让白厅不安的是法国人的态度。葛罗在远东跟额尔金一起坐在谈判桌上，法国舰队跟英国舰队一起沉在珠江口，法国士兵跟英国士兵一起被关在俘虏营里。按说双方应该同舟共济才对。
但法国驻伦敦大使最近的几次会面，态度越来越微妙。先是委婉地表示“法国政府对远东局势的发展深感遗憾”，然后是“希望英国方面能尽快拿出解决方案”，最后干脆直接问：“如果局势继续恶化，英国是否还打算履行在地中海的防务承诺？”
谁都知道法国的那个独裁者迫切需要借口转移民众对远东失败的关注，这是在试探。试探英国会不会因为远东的烂摊子而削弱在欧洲的存在。
一旦英国人露出半点疲态，巴黎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不是扑向兴汉军，是扑向地中海，扑向东欧，扑向任何一块英国人腾不出手去守的殖民地。
法国人之外，还有普鲁士人。普鲁士人什么都没说。这种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因为普鲁士在远东已经捞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不需要说话。
无论是英法都非常默契没有提一件事，那就是普鲁士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没死一个人，没沉一条船，然后拿到了比英法更多的贸易份额。
必须有人为这场灾难负责。是谁的责任？包令当然跑不掉。他那些轻敌冒进的报告现在还躺在档案柜里，每一封都是确凿的证据。
但光一个包令不够。包令只是一个小小的临时香港总督，甚至都不算是公使，他没有权力调动舰队，没有权力批准开战。真正拍板的是内阁，是议会，是那些在俱乐部里举着威士忌杯高谈阔论的绅士们。
所以当反对党要求彻查战争责任时，执政党的第一反应不是否认，而是扩大范围。查，当然要查。但不能只查开战决策，还要查情报部门的失职，查海军部的战术指导，查殖民部对远东局势的判断，查外交部的谈判策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