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说“虎门炮台安装了普鲁士最新式的重炮，射程是皇家海军的三倍”。
还有的干脆说“联军士兵被俘虏后遭到残酷虐待，被迫在矿井里做苦工”。
“普鲁士出卖了整个欧洲！他们背叛了文明世界！”
各种阴谋论满天飞，当然会有一些还能保持理智的文章，而辟谣的报道发在第六版角落里，造谣的报道登在头版头条上。
这种狂热有外溢的趋势。街头上那些被报纸煽动起来的市民出来抗议示威。
五月初，伦敦东区的一群被俘者家属，在几个激进分子的鼓动下，跑到东伦敦留学生宿舍区闹事。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政府说兴汉军是敌人，那这些在伦敦读书的兴汉军留学生就是敌人的探子。抓了他们，就能换回被俘的同胞、家人。
闹事的人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这些暴徒跑过去围住那楼房，砸开了门闯进去，发现人去楼空。
留学生早就搬走了。傻子都知道这半年来鬼佬的准备，报纸的狂热，兴汉军早在战前就做好了安排。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陆续离开伦敦，前往普鲁士。
闹事的人站在空房间里，忽然觉得很尴尬。他们本来是想来打人、捉人然后掠夺一番的，结果人不在。就好像一拳打在了空气里，胳臂抡圆了，却什么也没碰到。
那些人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不远处另一栋楼房，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流亡者正站在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后面，透过缝隙看着他们的闹剧。
老马上一年在伦敦的日子比往年更糟糕。克里米亚战争的原因，英国的经济短暂繁荣了一阵，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严重的物价上涨。面包贵了，房租涨了，煤炭的价格翻了一倍。可以说老马一家要不是遇上容闳，估计现在还在第恩街吃煤灰呢。
容闳离开伦敦之前来跟他道别。他说这次离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兴汉军跟英法已经事实上进入战争状态。不过以后会有人给他带来一些信件，以及回收他的手稿，一个月两英镑的稿费还在。至于这个房子就继续住着吧，租期还有两年。
窗外，闹事的人群渐渐散了。老马放下窗帘，回到书桌前。桌上摊着一份刚写完的手稿，旁边摞着几份剪报。
最近半个月他一直在研究远东的战局，从珠江口的炮战到香港岛的登陆，从兴汉军的编制到英国的兵力投送，他把所有能找到的公开资料都抄了下来，一条一条地比对着分析。
结论是：内阁在虚张声势。那些议员老爷嘴里喊着的“全面战争”，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官僚当真。
海军知道自己的底牌，东印度公司也知道。两万士兵和十几艘主力舰的损失，对英国来说不是致命的，但已经足够伤筋动骨。
至于伤到什么程度呢？
伤到必须把原本驻防印度的部队抽调过来填补远东的空缺，伤到原本计划在地中海部署的舰队不得不缩减规模。
伤到法国人已经开始在背后偷偷算账：趁这个机会削弱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比在远东跟英国一起打一场没把握的仗划算得多。
英国人是精明人。他们不会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再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但他们也不能认输。认输就意味着承认这一届内阁的无能，承认大英帝国在远东被一群几年前还被人瞧不起的泥腿子给打败了，承认维多利亚女王的荣耀被玷污了。
这对于一个靠着荣耀和威慑力维持全球殖民体系的国家来说，比损失几艘船、死几千人更可怕。因为威慑力一旦动摇，连锁反应就会从远东传到印度，从印度传到波斯，从波斯传到整个帝国。
所以他们会在公开场合继续嘴硬，在私下里继续谈判，在谈判的同时偷偷地把手伸向别的地方。
老马把烟斗磕了磕，对着窗外的暮色自言自语了一句：“他们以为自己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对面那个人，棋下得比他们好。”
消息传到欧洲时，巴黎反应比伦敦更激烈。不是因为损失更大，鸡贼的法国远征军，无论是兵力还是舰队规模本来就比英国小，沉在珠江口的船也没那么多，需要赎回的人也更少。
真正让巴黎跳脚的是脸面。法国自诩“天主教会的长女”，在远东经营了上百年的传教事业。这次葛罗跟着额尔金出兵，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报复兴汉军之前驱逐教会，甚至搞出了几个教案，质疑教会组织邪教活动的羞辱。
他们想要借机逼迫兴汉军开放内地传教，以传教权获得教会支持。结果仗打输了，教堂照样被拆，传教士照样被驱逐，而法国连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了。
拿破仑三世这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挣足了面子的皇帝在杜伊勒里宫里发了一通脾气。随后把外交大臣叫到书房里谈了整整一下午，出来的时候外交大臣脸上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
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法国不能就这么算了。但他也知道法国单独干不过兴汉军，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继续跟在英国人后面，能蹭一点是一点，实在蹭不到也要确保英国人不会撇开法国单独跟兴汉军媾和。
杜伊勒里宫里的怒气传到柏林时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在普鲁士，没有人发怒。柏林的外交部大楼里，气氛安详得近乎诡异。
俾斯麦当时还在法兰克福当驻邦联议会的代表，现在普鲁士首相叫奥托·特奥多尔·冯。1848年任内政大臣。1850年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到现在。老马就遭到迫害，称其为“曼陀菲尔反动时期”。
现在人家在办公室里慢慢悠悠地喝了杯茶，把从伦敦和巴黎发来的照会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对助手说了一句后来被广为流传的话：“看来我们明智地没有参与这场愚蠢的冒险。”
但私底下，普鲁士人对远东的兴趣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浓厚得多。一方面是因为贸易，他们最近两年的确跟兴汉军的贸易之中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是兴汉军在远东的活动让他们看到摆脱英法压制的契机。
作为依据的报告也被重新提及。
这份报告是由汉斯这个禅臣洋行经理兼领事从广州发回柏林的，他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洋洋洒洒几百页，涵盖了兴汉军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工业化进程、教育体系、基层治理等方方面面。
报告的结语写道：“兴汉军不是一个过渡性的军事政权，而是一个具有长远规划和强大执行力的新型国家。它在军事技术上已接近欧洲中等强国水平，工业上虽仍落后但有明确的发展路线和充足的人力储备，政治动员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甚至超过部分欧洲国家。建议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同时密切关注其发展趋势。”
为此首相让更多人阅读了那份报告。并在自己的备忘录里写了一句话，意思大概是：远东出现了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的对象。投资它，不一定能让普鲁士立刻变强，但可以让普鲁士在欧洲博弈中多一张别人没有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