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看向梁骁武。“你想要当师长就得更加努力地学习,贵州的山你钻过,但滇西的山比贵州高一倍,缅甸的雨林比滇西更密。你要学的还多。”
梁骁武站直了应了一声。林远山让他坐下,又补了几句:练兵的同时还要剿匪、协助地方工作队推行新政、改土归流、把山里散居的百姓迁移到条件稍好的坝子里集中安置。
云南的人口损失太严重,回乱加清妖溃兵加夷人袭扰,几个府的人口锐减,如果不把山里的人迁出来集中管理,恢复生产根本无从谈起。这些事张文俊在贵州干过两年,轻车熟路,便一一应了下来。
林远山又说,云南的局面虽然在军事上大体平定,但底子太薄,得军政民政协同推进,急不得也乱不得。
交代完之后,四月下旬,林远山离开昆明。
林远山从云南出来,换了一身灰布短衫,照样是马车,带着几个同样扮作行商的随从,沿驿道往广州方向走。
他没用统帅的名义,对外只说是广州来的商队,沿途既不惊动州府,也不召见官吏,遇到村庄就歇一歇脚,跟田头的老农聊几句今年收成,跟路边茶摊的老板问几句税赋轻重。随行的参谋都换了便装,谁也不许多嘴。
这种走法不快。每过一处圩镇,林远山都要停下来看看粮行的米价,翻翻市集上摆摊商贩的货品,跟蹲在街边抽烟的老汉打听本地吏员的作风。
有时候他在一个村子里待到天黑,就坐在晒谷场上,听村民们七嘴八舌地扯闲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说话口音重,一听就是广东来的,偶尔有人问起,他就说是从广州到南宁贩粮的,顺路看看这边有什么山货可收。
这天傍晚,商队歇在郁江边上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靠着渡口有几家茶摊和杂货铺,一条泥路从村口通到江边,路两边种着几棵歪脖子柳树。炊烟从茅屋顶上升起来,混着煮粥的米香和柴火的烟气,在暮色里飘得很远。
林远山让随行的人把马拴在渡口的木桩上,自己走到江边一处茶摊坐下。茶摊的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手脚麻利,端上来几碗凉茶和一把炒花生。林远山剥着花生,跟旁边几个刚从地里回来的农人搭上了话。
“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行。”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农蹲在条凳上,手里攥着一把旱烟杆,烟锅子磕在凳子腿上,磕出几粒火星,“雨水不算多,插下去的秧苗活了七成。比去年强,去年那场水,把河滩上那几亩田全淹了。”
“税呢?重不重?”
“税倒是不重。”老农想了想,“比以前清妖那会儿轻多了。兴汉军来了之后,头一年免了田赋,去年才开始收,比清妖那会儿少了快一半,而且也没有什么苛捐杂税。就是……”他顿了顿,旱烟杆含在嘴里,没往下说。
林远山给他倒了一碗凉茶,等他抽完这口烟才慢慢问:“就是什么?”
老农看了他一眼,大概觉得这个外地商贩也不碍事,便压低声音说:“劳役。”
“兴汉军开工是要给钱的吧?不愿意就不去呗。”
“那不能这么说。”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农人插嘴,“不给钱不就不算劳役了吗。”
这个说法惹得另一人发笑,还补充一句:“还让我们捐钱呢。”
林远山剥花生的手停了一下。他追问是干什么事情,“是修路还是修河堤?”
“大路我们也走,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倒也没什么,河堤也是,可是他们让我们修牌坊。”
“立牌坊?”林远山愣了一下,“兴汉军好像没这规矩吧。”
“谁说不是呢?”老农把旱烟杆往桌上一搁,解释起来,说是镇上有个年轻寡妇,男人死了,女人想改嫁,但镇上不让她改,还要给她立贞节牌坊。
“那就让她改嫁。”林远山有些奇怪,“没有孩子,守什么节?愿意改嫁就改嫁。没有听说过不能改嫁的,你们这边干部怎么当的?”
“那男人是兴汉军的战士,战死在战场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有人敌视林远山。
“但兴汉军的确没有这个说法。”对此林远山摇了摇头,神情颇为无奈,“兴汉军的规矩是婚姻平等,毕竟想走谁都拦不住。”
“可镇上那个干部说了,人家是为兴汉军战死的,遗孀就该守节,立了牌坊大家脸上都有光。”
“那女人一开始还闹着要改嫁,后来也不闹了,倒是跟那个干部走得近,三天两头往她家里跑,说是帮扶军属。”
林远山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把茶碗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这才问起:“她公婆的?”
“死了,说是伤心过度。儿子战死,老两口受不了打击,头一年就相继没了。唉,也是可怜。”
大家吐槽的话语不绝于耳,吵得人心烦,但林远山没有立刻追问,他换了个坐姿,靠在椅背上,像是随便聊家常一样把话题带了过去。
他问起了镇上吏员的情况,问起了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问起了那个寡妇的亡夫葬在哪里,问起了那个死者的家属,才知道弟弟因为砸了牌坊被抓进去关了三天。
“砸牌坊?”林远山的声音忽然沉了下来,不是在审问,而是在确认一件他不敢相信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