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看向梁骁武。“你想要当师长就得更加努力地学习，贵州的山你钻过，但滇西的山比贵州高一倍，缅甸的雨林比滇西更密。你要学的还多。”
梁骁武站直了应了一声。林远山让他坐下，又补了几句：练兵的同时还要剿匪、协助地方工作队推行新政、改土归流、把山里散居的百姓迁移到条件稍好的坝子里集中安置。
云南的人口损失太严重，回乱加清妖溃兵加夷人袭扰，几个府的人口锐减，如果不把山里的人迁出来集中管理，恢复生产根本无从谈起。这些事张文俊在贵州干过两年，轻车熟路，便一一应了下来。
林远山又说，云南的局面虽然在军事上大体平定，但底子太薄，得军政民政协同推进，急不得也乱不得。
交代完之后，四月下旬，林远山离开昆明。
林远山从云南出来，换了一身灰布短衫，照样是马车，带着几个同样扮作行商的随从，沿驿道往广州方向走。
他没用统帅的名义，对外只说是广州来的商队，沿途既不惊动州府，也不召见官吏，遇到村庄就歇一歇脚，跟田头的老农聊几句今年收成，跟路边茶摊的老板问几句税赋轻重。随行的参谋都换了便装，谁也不许多嘴。
这种走法不快。每过一处圩镇，林远山都要停下来看看粮行的米价，翻翻市集上摆摊商贩的货品，跟蹲在街边抽烟的老汉打听本地吏员的作风。
有时候他在一个村子里待到天黑，就坐在晒谷场上，听村民们七嘴八舌地扯闲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说话口音重，一听就是广东来的，偶尔有人问起，他就说是从广州到南宁贩粮的，顺路看看这边有什么山货可收。
这天傍晚，商队歇在郁江边上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靠着渡口有几家茶摊和杂货铺，一条泥路从村口通到江边，路两边种着几棵歪脖子柳树。炊烟从茅屋顶上升起来，混着煮粥的米香和柴火的烟气，在暮色里飘得很远。
林远山让随行的人把马拴在渡口的木桩上，自己走到江边一处茶摊坐下。茶摊的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手脚麻利，端上来几碗凉茶和一把炒花生。林远山剥着花生，跟旁边几个刚从地里回来的农人搭上了话。
“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行。”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农蹲在条凳上，手里攥着一把旱烟杆，烟锅子磕在凳子腿上，磕出几粒火星，“雨水不算多，插下去的秧苗活了七成。比去年强，去年那场水，把河滩上那几亩田全淹了。”
“税呢？重不重？”
“税倒是不重。”老农想了想，“比以前清妖那会儿轻多了。兴汉军来了之后，头一年免了田赋，去年才开始收，比清妖那会儿少了快一半，而且也没有什么苛捐杂税。就是……”他顿了顿，旱烟杆含在嘴里，没往下说。
林远山给他倒了一碗凉茶，等他抽完这口烟才慢慢问：“就是什么？”
老农看了他一眼，大概觉得这个外地商贩也不碍事，便压低声音说：“劳役。”
“兴汉军开工是要给钱的吧？不愿意就不去呗。”
“那不能这么说。”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农人插嘴，“不给钱不就不算劳役了吗。”
这个说法惹得另一人发笑，还补充一句：“还让我们捐钱呢。”
林远山剥花生的手停了一下。他追问是干什么事情，“是修路还是修河堤？”
“大路我们也走，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倒也没什么，河堤也是，可是他们让我们修牌坊。”
“立牌坊？”林远山愣了一下，“兴汉军好像没这规矩吧。”
“谁说不是呢？”老农把旱烟杆往桌上一搁，解释起来，说是镇上有个年轻寡妇，男人死了，女人想改嫁，但镇上不让她改，还要给她立贞节牌坊。
“那就让她改嫁。”林远山有些奇怪，“没有孩子，守什么节？愿意改嫁就改嫁。没有听说过不能改嫁的，你们这边干部怎么当的？”
“那男人是兴汉军的战士，战死在战场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有人敌视林远山。
“但兴汉军的确没有这个说法。”对此林远山摇了摇头，神情颇为无奈，“兴汉军的规矩是婚姻平等，毕竟想走谁都拦不住。”
“可镇上那个干部说了，人家是为兴汉军战死的，遗孀就该守节，立了牌坊大家脸上都有光。”
“那女人一开始还闹着要改嫁，后来也不闹了，倒是跟那个干部走得近，三天两头往她家里跑，说是帮扶军属。”
林远山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把茶碗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这才问起：“她公婆的？”
“死了，说是伤心过度。儿子战死，老两口受不了打击，头一年就相继没了。唉，也是可怜。”
大家吐槽的话语不绝于耳，吵得人心烦，但林远山没有立刻追问，他换了个坐姿，靠在椅背上，像是随便聊家常一样把话题带了过去。
他问起了镇上吏员的情况，问起了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问起了那个寡妇的亡夫葬在哪里，问起了那个死者的家属，才知道弟弟因为砸了牌坊被抓进去关了三天。
“砸牌坊？”林远山的声音忽然沉了下来，不是在审问，而是在确认一件他不敢相信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