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
或许是考虑到社会影响，又或者是为了照顾弗洛拉。
今年社交季来临前，黑斯廷斯家族并没有像往年那样，在租赁伦敦临时住所时，并未考虑皮卡迪利广场、圣詹姆斯广场之类的繁华鼎盛之处，而是选在了泰晤士河北岸的一条僻静街道上。
《19世纪30年代社交季英国贵族伦敦临时住所分布图》
朴实低调的漆黑马车旁，约翰·康罗伊正靠在街对面的灯柱上，嘴里叼着一只红木烟斗。
今天的康罗伊披着件灰色大衣，帽檐压得很低，如果不仔细注意他上衣口袋里造价不菲的金怀表，或许别人还以为他是个正在等人接活的马车夫，或者某个破产后无处可去的倒霉家伙。
烟雾从他的嘴角溢出，在伦敦的冷空气中打着旋儿，很快消散在灰蒙蒙的雾中。
他已经在这儿站了十几分钟了。
没有人注意到他。
曾经那个在肯辛顿宫里呼风唤雨的约翰·康罗伊爵士，此刻连过往的清道夫和洗衣妇都懒得多看他一眼。
他自嘲地笑了笑，从怀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报纸。
《泰晤士报》，今天刚出炉的。
头版头条上，那个名字刺得他眼睛发痛。
《为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辩护——亚瑟·黑斯廷斯实名自述》
本报编辑部按：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近日致信本报，要求全文刊发以下陈述。鉴于此事已引发全国关注，且涉及宫廷声誉与公众知情权之平衡，本报经慎重考虑，决定全文照登，文责自负。
今天是1839年2月26日，距离我光荣地加入政府部门工作，矢志不渝的将我微薄的人生交付到英国人民手中，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
1829年10月6日，女士们，先生们，我在那天发誓，要把我自己和我的幸福献给伟大的事业，争取你们的和平、幸福、团结和光荣。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祷，要是我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你们的幸福之前，那就让我遭受永久的报应。倘若我先前的成就使这个国家得以保存，倘若我离开政府也是为了你们的幸福，那么我对于我的命运同样欣然接受。
大自然赐给人类许多礼物，权力、财富、名声，奢华的物质享受，这些都很好。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有什么礼物能比安宁的生活更值得祈求呢？
女士们，先生们，我所祈求的不过是维护我的家族、亲友和名誉的尊严，我不希望因此引发任何人的仇恨，或者成为任何冒犯或恼怒的根源。然而，事情的发展已经注定，我不可能回避这样的命运。在近期，舰队街的诸位热心朋友为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辩护时，我的仇敌们却并没有展现出任何偃旗息鼓的意愿和想法。
有人曾向我指出，如无特殊理由，这篇文章将难以获得关注，因为类似的辩护文章数不胜数，弗洛拉所得到的同情也足够多了。
现如今，社会大众的心思也早已被重大公共议题占据，因而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源于纯粹个人事务的法律讨论。
对此，我只能回应：我从未见过公众的注意力如此高度集中。
我毫不怀疑，正如历届议会会期时展现的那样，本届议会期间，议员们仍会有时间处理常规事务：有时间举办集会、舞会和沙龙，有时间进行赛马、俱乐部晚宴和庆典，有时间阅读科学著作与时尚小说，他们既能进行最抽象的学术研究，也能闲聊最琐碎的八卦。既能讨论苏格兰纹章是否应与英格兰纹章恰当组合，也能辩论俄国皇帝是否要对世界开战。
倘若以为英国人唯独不愿抽出时间拨乱反正、重现社会公义，那我们未免对英国人民的责任感与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太过轻蔑了。
杰里米·边沁先生曾言：“倘若穷人能得到更多的公正，便无需如此多的慈善活动。”
我也想说：“倘若弗洛拉真的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便无需如此多的同情文章了。”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博取同情而公开评论弗洛拉的个人遭遇，仅仅是为了证明社会的不公与弗洛拉的命运多舛，那将是何等浅薄而贫乏的追求。
我志不在此，我要抨击的并非那些对于我或弗洛拉的流言与诽谤，而是现行法律无力阻止此类苦难的发生，亦无法制约此类不公。
我执笔寄望于法律得以修正，愿那些如今仅能以“真理与正义”为盾的人们，未来亦能享有法律的庇护。
我深知自己介入这项议题可能招致的非议，深知大人物将以何等偏见与轻蔑，来对待一个无足轻重的前事务官所提出的论据。然而，法律亟待修正，这远比我个人的名誉得以澄清更为重要。
或许将来会有许多蒙受诬告的淑女，会因为我尚存的勇气与力量承担这项使命而感念上苍。或许终有一日，当某位读者为了他的姐妹、女儿或友人，宁愿付出生命为代价，只求法律能提供公正判决时，当他忍受漫长抗争的苦楚，蒙受公开纷争的耻辱时，或许会想起我今日之言。
我写下这些文字，并非出于叛逆之心，亦非提出什么荒谬的主张，这仅仅是一份恳求庇护的呼吁，是法律赋予仆人、学徒、远洋水手，以及所有被法律承认处于无助地位者的、某种程度上的保护。
那些鼓吹逆来顺受教条的人是否认为，弗洛拉生来便应当平静接受早已注定的厄运？
若非如此，就请他们暂缓对她的评判。
因为弗洛拉告诉我，倘若允许选择，她宁愿被人谋杀，让亲朋挚友怀着爱与追忆怀念她，也不愿世人相信那些无耻之人捏造的诽谤之辞。
在这篇文章刊发前，我从许多方面收到了或直白、或委婉的“善意劝告”，他们“劝告”我：升高事态将会给我的人生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
他们希望我要求《泰晤士报》撤稿，希望用填满饲料的食槽逼我低头，希望用我姐妹的鲜血玷污我的手！
我绝不屈服！
我绝不接受本届政府对我施加的任何压迫！
哪怕这将令我丧失前途，使我堕入无光的道路！
当一位见义勇为者挺身而出，其侠义心肠驱使他行动，而他人却视若无睹，这未必意味着世间存在什么超乎寻常的暴政。可变革的希望既不在于受难者的德行，亦不取决于其遭受苦难的深浅，而恰恰在于那些不甘冷眼旁观、坚信自己有能力施以援手者的精神！
他追随那些“从另一边绕行而过”之人的足迹，却与他们做出了迥异的选择。他驻足审视被弃于途中的呻吟伤者，并毅然将救援之责视为己任，哪怕这份重担已被更自私冷漠者所推卸。
经文中的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并未选择特殊的救助对象，他未曾从惨烈的战场扶起浴血的英雄，也不曾救治遭刺客毒手的君王。他所遇见的，不过是一个遭盗贼劫掠、倒卧呻吟的普通人。这，便是近两千年前为尘世匆匆过客留下的慈善典范——我们所能知晓的，仅止于此。
在这更为复杂的社会不公日益加剧的时期，我们的监狱并不比过去更糟，我们的囚犯也并非比从前更善良，他们的地牢并不更黑暗，他们的食物并不更匮乏，他们的叹息声并不更响亮，他们的境遇也并不比前人更可怜。环境依旧，但救助的契机已然降临。
叹息被听见，黑暗被察觉，对人间怜悯的渴望得到了满足，这并非为了那些特定的囚犯，而是因为约翰·霍华德已经到来了。自霍华德先生出版《英格兰监狱现状》以来，铺草腐烂成灰、爬满虫虱、无活动庭院的狭窄囚室逐年减少，轻罪者也不必再戴上沉重的镣铐。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霍华德来过。
在厄斯金的时代亦是如此，法律并不比过去的一代更严苛，其执行也并非更不公，那些不得不遵守当时法律裁决的人们，也并非格外引人注目或举足轻重。他们只是寻常案件中的普通当事人，承受着普遍而根深蒂固的冤屈，这些冤屈源于我们那东拼西凑的制度中的缺陷，而此前无人愿意审视这些缺陷，也无人具备足够的精力去纠正它们。
但厄斯金出现了，当人们告诉他这些缺陷在他出生前就是法律的一部分时，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当时我尚未出生，所以这才能成为法律。因为我决心在有生之年见证其改变。”
塞缪尔·罗米利勋爵亦是如此，《血腥法典》的不公激起了他热忱善良的本性，为了改革他所尊崇又憎恶的法律科学，罗米利勋爵奋斗终身。而在罗米利勋爵身故后，拿起接力棒的殉道者前赴后继，直至1830年时，我在老贝利法庭的辩护演讲成为了改变这一社会不公的契机。
先是一位热忱之士，继而又有多人持续努力，才逐渐促使历届政府开始关注这些严重的弊端。直至今日，我们的大部分法律和制度才得以成为世界各国推崇的完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