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这几天在伦敦的经历，卡尔·威廉·西门子便总有种身处梦境的感觉。
尽管亚瑟并没有第一时间决定购入他从柏林带来的电报专利，但这并不妨碍这位哥廷根大学的老学监赞助学生一笔路费，甚至于，他还派出自己的私人秘书布莱克威尔先生带着他在伦敦游山玩水。
而几天下来，西门子对伦敦的印象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作为一名德意志人，他总是忍不住把伦敦的一切与德意志最伟大的几座城市进行比较。
而在比较之后，则难免得出英国远胜德意志各邦的结果。
西门子今年还不满20岁，并且他还是个汉诺威人，由于先前长达百年的共主邦联历史，汉诺威人对与他们的英国兄弟总有一股天然的亲近感，毕竟在汉诺威王国，许多值得称道的成就都与英国息息相关。
这不禁令西门子感到悲伤，因为两国如此美好的一段关系，已经随着维多利亚和恩斯特一世1837年的登基烟消云散了。
去的地方多了，见得地方多了，西门子就不免想要写点什么，这既是对这段奇幻旅程的纪念，更是对英国这个伟大国家和亚瑟爵士这个伟大之人的致敬。
当然，如果趁机能赚到一些稿费，也可以顺势改善他窘迫的生活。
原本西门子对于在德意志发表文章是没什么信心的，但架不住布莱克威尔先生告诉他，亚瑟爵士与海因里希·海涅先生关系匪浅，说不准可以帮他把文章通过海涅先生向《总汇报》的编辑们引荐。
《总汇报》之于德意志邦联，正如《泰晤士报》之于不列颠，他们是德意志地区最著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甚至可以被视为这个时代德意志政治舆论的代表。
海涅长期担任《总汇报》的撰稿人和驻巴黎记者，其撰写的巴黎文化、政治报道以及对德意志政治的时评，向来是《总汇报》上关注度最高的栏目。
有了亚瑟爵士作保，有了海涅的引荐，西门子对于文章发表自然信心十足。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社会和制度介绍给德意志同胞，让他们在关注法国人之余，看看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头正在发生什么。
窗外的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泰晤士河上的汽笛声响个不停，西门子坐在临河咖啡馆的窗边座位上，捏着那份一气呵成的稿子认真地审视了起来。
《伦敦来信：一个汉诺威人的英伦笔记》
在当今的伦敦这样一座城市里，成千上万的诚实市民与同样成千上万的不法之徒比邻而居。因此，政府在制定警察法规时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放弃通过警察进行监控的想法，要么就必须按照高度务实的原则来实施这种监控。
警察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与我们的衣服如出一辙，随着我们身高体型的增长，我们会确保自己的外套变得更长更宽。警察数量的增长也应与城镇的发展成比例，只有盗贼或政治上的愚人才会反对这一过程，前提是警察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而不是折磨守法的公民。
不到一百年前，夜晚过后没人敢从肯辛顿步行到市区，那些需要进城的人通常会在听到夜晚钟声后集合汇聚，结伴而行，这样相对安全，可以免受拦路强盗的袭击。
然而，这一切在乔治二世某晚狩猎归来遭遇拦路抢劫后戛然而止。次日清晨，一队武装骑兵便奉命驻守街头维护治安。尽管这并非伦敦警察制度的雏形，当时已有守夜人和河岸巡逻队，但我们仍可以视其为警察制度的萌芽，并且这个萌芽如今已经成长到了如此可观的规模。
皇家大伦敦警察厅，这所由罗伯特·皮尔爵士创建、由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训练的治安机构，成立于1829年，因此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伦敦各大日报的警务专栏每天都会通过各种案件披露，对其治安成就予以肯定，这充分证明了该机构并非奢侈品，且比当代许多其他创造更为实用。
然而，德意志人却对这一制度知之甚少，即便是短期旅居英国的异乡旅客，也未必能真正理解其运作方式。
许多诚实的德意志人在抵达多佛或伦敦时，出于习惯性动作，会取出护照准备接受检查。当然，这番循规蹈矩的折腾只会招来嘲笑。法兰西政府或许有兴趣了解所有背弃他们之人的详细情况，但宪政体制下的英格兰从不习惯询问宾客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去向何方。
在与海关官员简短会面后，外来者便获得了自由。倘若旅客从事正当行业，便不会受到干涉。事实上，公共当局几乎完全忽视他的存在。抵达伦敦后，他可以在酒店或寄宿公寓租住房间，也可以租用带家具的住所、整栋房屋甚至整条街道。外国人住在哪里都无关紧要，警察不会干涉他，从表面上看，他们对他的行踪根本不予关注。
这种看似毫无防备的自由，正是预防性服务真正威严的秘诀。但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归功于开明政府的善意，部分则源于英国生活与习俗的独特性。
陌生人可以从怀特岛漫步至奥克尼群岛，既无人盘问、也无需登记、更不会受阻，这一现象让许多外国人质疑英国整体的人身安全。
据说有位柏林来的教授对此大为光火：“在英国，一个人四处走动，简直就像被社会抛弃、被文明驱逐。而在柏林，就连街头的狗都比人更受尊重！至少它们会被登记编号、录入警局的狗册，而在英国，只有窃贼才能感到自在，因为只有窃贼才会受到警方的关注。”
英国警察本质上是一支安全力量，其职责仅限于预防犯罪和缉拿罪犯。无论是河流、街道还是铁路警察部门，均以此为目的设立。苏格兰场迄今尚未设立政治部门，现行体制下的警察仅处理盗窃、抢劫、谋杀、伪造等普通刑事罪行，负责监督街道清洁、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照管醉汉与走失儿童。但市民的政治见解无论何等极端，只要尚未发展为犯罪行为，便完全不在英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
由于他们无需承担欧洲大陆那些头戴钢盔、腰佩军刀的同行们肩上的所有职责，无需关注个人或群体的政治言论与动向，无需监视并汇报外国人与本国公民的行动与观点，更与家庭隐私、新闻稽查、拆封与封缄邮政信件等事务毫无关联，他们得以将全部精力与才智倾注于治安管理的崇高事业。
在伦敦这座庞大都市中，对小偷的追捕远比德意志那些较小的城市更加彻底。
伦敦警察对自己管辖的每个角落、每栋房屋、每个男女老少都了如指掌。他了解他们的职业、习惯和家境。这种了解源于他长期在同一区域、同一条街道执勤，而一个专注职责的头脑，自然可以在传统道德规范上享有较大尊敬，譬如与所保护场所的女仆们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友好交往。
当英国女仆在暮色迷雾中半掩身影，俏皮地戴着整洁小帽，从厨房侧门溜出，悄悄走向保护房屋的栅栏时，她们是极好的闲聊对象。而那位身着制服、戴着洁白手套的英俊警察，自然也深受厨娘和女仆的敬重与爱戴。他在巡逻岗位上的地位，堪比大户人家的门房，对他来说，确保没有任何事物逃过他的观察，是一种职业荣誉。
无论身着制服还是便衣，警察都是和平的战士，中立岗位上的哨兵，因此他们理应像抵御外敌的军人一样受到尊重。这正是英国的现状，警察随时准备提供援助和友善建议，市民永远不会与警方陷入尴尬或不快的接触。
在德意志和法兰西，没有人愿意与秘密警察的密探交往，人们对接触这类“动物”怀有本能的厌恶，因为他们背信弃义、恶毒嗜血。秘密行动的侦探警察与公众的关系，并不像预防性警力那样亲密。
但在英国，每当便衣警探需要协助逮捕罪犯时，他们只需亮明身份，即便国内最显赫的人物也绝不会拒绝对他们施以援手，正如《黑斯廷斯探案集》中经常出现的那些故事一样。
这种局面的自然结果是，警察与诚实民众之间存在着最友好的情感。每当警方需要干预并寻求协助时，居民们都愿意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深知警察绝不会无故行动，这再次证明了英国制度远胜于欧洲大陆。
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建立在这所机构成立时对全国公民许下的“警察即是公众，公众即是警察”的誓言，建立在九项“亚瑟·黑斯廷斯原则”之上。
欧洲大陆的警察是异乡人的梦魇，而伦敦警察却是异乡人的挚友。
如果你寻访故人却只知晓其街道名，只需向该街执勤的警察求助，他便会指引你找到那栋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