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乌拉城之战也有“失”。
比如杨振也想得到的那个传国玉玺，还有那一尊对草原各部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玛哈嘎拉金佛。
由于杨振麾下过江的人马数量不够多，同时对敌人实力的估计出入有点大，过江后各部人马的行动相对保守。
大批人马忙于在松花江东岸登岸处构筑营盘，防范清虏援军突袭，所以，能用于包围和封堵乌拉城的兵力稍显不足，没能在第一时间堵住和追上满达海与罗洛浑。
而这一切，导致了满达海抽冷子带着玛哈嘎拉金佛西逃，也导致了罗洛浑带着传国玉玺出城北逃。
这个结论，是杨振、孟乔芳、刘良臣他们综合了从乌拉城内掌握的情况和昨天夜里对那帮宗室子弟的审讯得出来的。
当时这帮宗室子弟打不敢打，逃也不敢逃，干脆选择做了缩头乌龟，最后都成了刘良臣他们的俘虏。
不过由于他们地位特殊，耳目也多，加上都是满达海、罗洛浑逃亡前竞相拉拢的对象，所以他们能够了解到的内幕和秘闻也多。
而这，对于杨振来说，也算是他们的最后一点用处了。
对于这一次拿下了乌拉城，但却跑了满达海和罗洛浑，错失了本该到手的玛哈嘎拉金佛和传国玉玺，杨振当然有些意外和失望。
但是他却并不认为，这两样东西在满达海和罗洛浑的手里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在杨振看来，就算满达海成功跑到了科尔沁草原，也没多大用，难道就凭他与科尔沁王公贵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就能请得动那帮科尔沁人出兵为他打仗？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满达海的地位没有那么高，影响力也没那么大。
事实上，如果科尔沁人愿意这么干的话，在他们以当时清虏两位皇太后和小皇帝的名义向科尔沁搬救兵的时候，那帮人就该出兵了。
既然那个时候都没有出兵，那么接下来被满达海说动出兵的可能性，可以说无限接近于零。
至于罗洛浑，野心不小，心眼也多，但是从他逃离乌拉城那一刻起，他就大势已去。
虽说他趁乱抢走了那一颗所谓的传国玉玺，但是光有一个传国玉玺，并没什么鸟用。
在他本人的实力不足以保住这个东西的时候，强行带走它，反倒有可能为他惹来杀身之祸。
再说了，这个所谓的传国玉玺，虽然被林丹汗、黄台吉等人视为传国玉玺，但实际上只是北元传承使用的国玺而已，根本不是华夏史上那个从秦朝传下来的真“传国玉玺”。
因为，其上面刻的文字，是汉篆“制诰之宝”四字，根本不是古代典籍明确记录的鸟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更没有金镶玉的残缺。
这一点，现在杨振圈子里的其他人，并不清楚，但是作为穿越者，杨振自己是很清楚的。
虽然他没有见过实物，但是却看到过许多关于这个“制诰之宝”的记载和考证。
草原上的那帮奉“北元”为正统的大汗们可能只是没文化，搞不清这个“制诰之宝”的来历，只知道它是天子的信物，所以是奉若珍宝，视为传国玉玺。
但是黄台吉也将其视为传国玉玺，就不只是简单的没文化了，而更多的是一场骗局，一场公开宣扬其奉天承运、天命在身的骗局。
历史上，因为从察哈尔部得到了这个所谓的“北元”传国玉玺，后金国内一片劝进之声，黄台吉也借此改“后金”为大清，从“金国汗”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清皇帝”。
所以，这个刻着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的所谓传国玉玺，是真是假，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其本身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它在黄台吉改“后金”为大清，然后称帝的过程中，的确发挥了真传国玺的作用。
当然这个清初认定的所谓传国玉玺，后来的命运也很惨。
或许是为了掩盖真相，掩盖它是个假传国玉玺的事实，又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祖宗的无知或者是无耻，乾隆皇帝下令将其上面的所有字迹磨平，重新刻上了所谓的满文和新的汉字，让其沦为了清朝所用诸多玉玺当中的普通玉玺，从此彻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当然了，这一世，再也不会有乾隆皇帝这种内心扭曲龌龊、人格低劣到极点的下贱玩意了。
至于这个所谓的传国玉玺，若能拿到，当然是好的，可要是真拿不到，其实也无所谓。
却说杨振乘坐独木舟横渡松花江时，其前后左右隔着不远的江面之上，很快就布满了一条又一条由直径超过三四尺的巨木打造的独木舟。
这样的独木舟，每条一次可以乘坐渡江的人数有限，船上最少的五人，最多的十人。
加上抓着船舷跟船泅渡的，一次最多也就十几人。
但是船小归小，却架不住数量众多，而且往返也算迅速。
及至当日中午，按计划跟随杨振北上宁古塔的队伍，有一多半都顺利完成了渡江，抵达了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