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疯子大名侯天赐，一生跌宕坎坷。
他早年求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建国初期归国，进入中央美院雕塑系任教，获评正教授。
一九五二年，因妻儿老小定居西安，常年两地分居难以照顾，适逢全国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他本人提出申请，经西北文教委员会与中央美院协调，他被调往西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雕塑教研组，担任教授。
彼时西北人民艺术学院属于大区直属本科艺术院校。
一九五三年全国院系大调整，西北人民艺术学院降格为西北艺术专科学校，改为三年制大专办学，校内不再具备教授聘任资格。
他早年取得的教授资历存档留存，校内师生依旧尊称他侯教授，但所有行政档案和人事表格，统一登记为讲师。这也是当时西安艺专在岗教师的最高职称。
一九五七年，音乐和美术学科拆分独立，西安美术专科学校正式成立，校内撤销雕塑专业，侯疯子归入油画科，负责教授基础素描课程。
同年整风学习期间，他因性情耿直、言语坦率，私下常感慨职称落差和教学环境变化，又在座谈中直言西式写实教学的可取之处，对当时单一固化的文艺教学模式提出批评。
这些言论被层层上报，最终被认定为思想偏颇、言行不合时宜，遭到严肃处置，被戴了帽子，当即撤销授课资格。
因他并无恶意非议，特别是没有猖狂进攻某某某，情节不算严重，学校从轻裁定，保留公职、下调薪资，留校接受思想改造与劳动监督。
一九六〇年，西安美专升格为西安美术学院，恢复本科建制，新设独立的雕塑系，侯疯子调回雕塑系工作。
但他始终处于受限考察状态，不允许独立开课、不允许带毕业班、不允许承担创作主课讲授。
随着形势的恶化，侯疯子的处境也越来越难，最后举家迁往他妻子的老家渭北农村，落户在生产大队，正式开始拿工分，务农劳作的岁月。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不管什么时候，大家对有学问的人还是会保持一种潜意识里的尊重，侯疯子到了生产大队后，他们一家并没有受到其他人的排挤和欺负。
大队长和支书，还认为他一个大学教授，现在落了难，但总归是有本事的能人，这有点像老莫和许昉他们回到睦城。
两个人碰到有什么难事，还会来向侯疯子讨教，也有心想照顾他们一家，但无奈大队里实在太穷，他们就是想照顾也照顾不了。
渭北旱塬本来就十年九旱，渭北这片旱塬的穷，是渗进黄土里，刻在人骨头上的。
侯疯子一家落脚的土坯屋，麦草屋顶烂得四处是漏洞，每逢下雨，屋内就摆满大大小小的脸盆脚盆，豁了边的瓦盆，甚至是搪瓷茶缸和碗，全都用来接水，滴滴答答叮叮咚咚的声音响一夜，侯疯子苦笑着和他老婆说：
“好嘛，多长时间没听交响乐了，一回到这里，倒是听上了。”
他们全家，这一个晚上，还真的好像是伴着一个交响乐团，半梦半醒了一夜。
院子里的黄泥地，早就已经踩得坑洼不平，窗纸破了一层又一层，塬上风大，寒风顺着破洞和门窗的缝隙往屋里钻，全家老小挤在一张土炕上，仅有的一床被褥补丁摞着补丁，还是用各色碎布拼接的。
下放之前，全校所有的下放人员统一在学校操场集合，工宣队当场开箱翻检行李，规矩极严。只许带最基本的被褥衣物和锅碗杂物，严禁私藏书籍、专业工具和细软物件。
侯疯子身为留学归来的老教员，检查得格外严苛。他攒了半辈子的雕塑刻刀、泥塑工具、画册、原版艺术书籍等等，尽数被登记封存，扣在学校库房，一件也不许带走。
几件体面的呢料外衣和西装也被拦下，只允许他带两套洗得发白的粗布旧衣、一床打满补丁的被褥。
工宣队的队员和他们说，让你们下放，是让你们去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你们的旧思想旧作风，改造你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不是让你们去享福，继续当老爷的。
侯疯子就是想多拿一条被子也拿不出，他只能把被子让给妻小，自己起来，缩在墙角缩了一夜。
灶上常年熬着的，只有稀薄的玉米糁，配一碟齁咸的萝卜干下饭。油罐底只积薄薄一层残油，炒菜只敢拿筷头蘸着抹一圈锅底。
家里母鸡下的蛋，要尽数收起来，攒着赶集的时候去换盐换火柴，孩子再眼馋也尝不到一口荤腥。
塬上深井离村子远，挑一趟水要往返二里多黄土路，一盆水洗过脸洗手，最后还要浇屋角的小菜畦，半分都舍不得浪费。
村里不通电，煤油凭票定量供给，家家户户把灯芯捻得细如丝线，还舍不得点，大家都是天刚擦黑，便早早熄灯躺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