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论争，让“朦胧诗”这个词，进入了公众视野，也让北岛舒婷顾城他们这一大批诗人，从地下走到了公开，被人叫做是朦胧诗人，虽然这些诗人自己并不认可“朦胧诗”这个叫法，像北岛他们一直就认为自己是“今天派”。
与此同时，还有出版社也来凑热闹，推波助澜，干脆出了一本《朦胧诗选》。
大头说着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整个人好像都活了过来。徐亚娟虽然不懂诗，但北岛舒婷和顾城这些名字，她还是知道的，她又不是活在真空里。
当时在全国，可以说诗人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红，他们要是到哪个大学讲课，那教室和礼堂里，也是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
稍有一点名气的诗人，在那个时候，哪怕你口袋里没有一分钱，照样可以走遍全国。他们去到哪里，当地都会有诗友接待他们，供他们吃，供他们住，还会帮他们买好接着准备要去的城市的，火车和汽车票。
在报纸和杂志上，他们的名字也像花蝴蝶一样四处蹁跹，徐亚娟怎么可能会没看到过。
大头一边说着，嘴里还念念有词，不停地背诵着他们的一些诗，当大头背到顾城的“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我说/别加糖/在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时，徐亚娟叫了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不是电影《青春祭》的插曲。”
电影《青春祭》是导演张暖忻拍摄的，讲的是云南知青的故事，去年刚刚上映时，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都被影片忧伤的格调所打动，徐亚娟也去电影院，看过三遍。
大头和徐亚娟说对，“这就是《青春祭》的电影插曲和片尾曲，用的是顾城的诗，刘索拉谱的曲，吴静和瞿小松唱的。”
两个人在这里找到共鸣，徐亚娟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前面闷在她心里，一直不敢问大头的一些话，这时也敢问出来了。不管她问什么，大头都没有要嘲笑她的意思，他都耐心地和她解释着。
大头还从国内说到了国外，说起什么意象派、自白派和嚎叫派，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垮掉的一代，说起了波德莱尔、里尔克、埃兹拉·庞德，还有洛尔迦、艾略特和金斯伯格等人的诗，这些徐亚娟更听不懂，不过她还是很喜欢听。
大头说到兴头上，双手不知不觉停了下来，右手不再握着打字机的手柄，左手不再握着铅字盘的手柄，一边滋啦滋啦地移动着铅字盘和机头，一边咔嗒咔嗒地打字，而是转过身来，对着徐亚娟手舞足蹈地说着。
这样一来，他打字的速度和效率肯定大大下降，今天晚上才打了四首诗，就已经十一点多钟。
看着还有那么一大叠诗稿没有打，徐亚娟有些歉意，她问大头，是不是自己在这里，害他都没有好好打字了。
大头摇着头说：“没事，没事，每天能打一点就可以，不然，我就是打出来了，放在这里也没用。”
徐亚娟不明白了，问：“你不是要印诗集吗，怎么就打出来没用了？”
大头笑笑说：“我是要印诗集，可诗集需要封面啊，没有封面怎么印诗集。”
大头告诉徐亚娟说，他诗集的封面，是写信让他哥哥帮助设计的，他哥哥在深圳。他的信昨天晚上才寄出去，这信今天，应该才刚刚到杭州，离深圳还远，等他哥哥接到信，把封面设计好给他寄过来，应该是半个月以后的事情。
徐亚娟明白了，笑了起来。
“那是不是我明天还可以来看你打字？”
徐亚娟说着脸红起来，连忙补充：“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
大头笑道：“我也一样啊，除了在这里打字，我也没事情做，当然举手举脚欢迎你来。”
大头准备打烊，他看着徐亚娟问：“我们去吃夜宵好吗？”
徐亚娟抿嘴笑着：“怎么，还要我帮你解决腰包困难？”
大头频频点着头说：“对对。”
徐亚娟再笑：“那我是不是也要谢谢你大伯？”
大头点头说可以。
“美国在哪个方向，我朝哪里拜？”
大头也不知道美国在哪个方向，他胡乱地一指，徐亚娟就朝那个方向胡乱一拜，拜完两个人大笑。
他们推着车走出县委大院，大头骑上车，徐亚娟很自然地，就跳上了后面的书包架。
大头带着徐亚娟，骑过百货商店边上的馄饨摊，没有在这里停下吃馄饨和水饺。继续往前，骑到区小门口，大头仍然没有停下，他要骑去浙西技校门口的那排小店，那里吃夜宵的人比这里少。
徐亚娟坐在后面，一直都没有吭声，好像是不管大头带她去哪里，她都会跟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