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阳子的丈夫因为炒房杠杆断裂而抛妻弃女、人间蒸发，这在一个月前还只是小说里的情节，而如今，每天的社会新闻里都在报道几乎一模一样的真实案例。
铃木阳子被黑心中介用精妙的话术一步步套牢、签下卖身契，全日本无数个刚刚经历了类似遭遇的人，在翻到这些段落时，手指因为过于剧烈的代入感而止不住地发抖。
铃木阳子在无人问津的公寓里孤独死去，尸体被野猫啃食，而就在上周，东京都内又发现了三起孤独死案例，其中一起的现场状况，和小说里的描写几乎一字不差。
这种虚构与现实之间近乎重叠的恐怖同步性，让《绝叫》在读者群体中引发了一场远超文学范畴的社会地震。
它已经不再只是一本单纯的推理小说了。
在深夜烟雾缭绕的居酒屋里，有刚刚被裁员的中年白领死死攥着这本黑色封面的书，借着酒意对同桌的后辈红着眼嘶吼：“把里面关于‘连带保证人’和地下高利贷的段落给我死死刻在脑子里！”
“以后不管是亲戚还是上司，只要敢让你在借款单上盖印鉴章，你就让他滚！”
在主妇们的下午茶聚会上，往日里攀比名牌包的气氛荡然无存。
有人捧着书，声音发颤地说：“读完铃木阳子的坠落我才突然惊醒……原来我们这些看似体面的家庭主妇，距离书里那万劫不复的地狱，其实只有不到三个月的存款距离。”
在早稻田大学的社会学研讨课上，有老教授将一本黑封皮的《绝叫》与厚重的专业讲义叠放在了一起。
他推了推眼镜，平静地向台下的学生们建议道：“作为本学期理解‘阶级滑落’的补充书目，我建议各位课后都去读一读这本小说。”
“它对日本女性隐性贫困、以及社会安全网失效过程的推演，比我们手头很多只看统计数据的学术论文，要透彻、也冰冷得多。”
就这样，《绝叫》以一种极其锋利、甚至是蛮不讲理的方式，硬生生刺破了阶级与圈层的壁垒，挤进了上千万日本国民的真实生活中。
它变成了一部绝望时代的生存警示录。
一面照出社会隐疾的照妖镜。
一本在经济废墟上被无数人手口相传的民间圣经。
与此同时，港区的顶层复式公寓。
窗外的东京湾在冬日的午后泛着一层冷灰色的光，远处的彩虹大桥轮廓清晰，海面上偶尔驶过几艘货船，拖着长长的白色尾迹。
北原岩陷在宽大的皮质转椅里，面前宽阔的实木书桌上，静静摊着一叠带有新潮社标志的特制空白原稿纸。
纸面上一字未落。
他手里把玩着一支黑色的钢笔，指腹摩挲着冰凉的笔身，却迟迟没有拔下笔帽。
如今，《绝叫》引发的社会海啸仍在疯狂蔓延，单行本的销量每天都在以令人胆寒的斜率刷新着出版史的纪录。
而《情书》在芥川赏光环的加持下，也迎来了新一轮极其夸张的加印狂潮。
如果换作一个普通的作家，走到这一步其实就可以直接宣布封笔了。
因为单凭这两本书源源不断产生的巨额版税，就足以让他挥霍一生。
更何况，北原岩那个隐秘的离岸账户里，还极其安静地躺着做空整个日本经济得来的恐怖财富。
因此，现在的北原岩早已在这个泡沫碎裂的凛冬里，逆势站上了这个国家财富与名望的双重金字塔尖，完成了常人几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阶级跨越。
但这对北原岩来说，还远远不够。
“双头奖”的奇迹，或许足以造就一个十年难遇的文学天才，甚至制造一场现象级的社会狂欢。
但在北原岩的野心版图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他想要的，是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无可争议的“文豪”。
什么是文豪？
那是像夏目漱石、太宰治、三岛由纪夫一样，将自己的名字死死烙印在一个国家百年文化脊梁上的存在。
是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真正去定义、去剖析、甚至去重塑一个民族精神面貌的人！
因此，要想在这个即将步入“失去的二十年”的绝望时代里，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话，区区两本单行本的厚度，实在是太单薄了。
想到这里，黑色的钢笔在指间极其流畅地转了一圈，像是在半空中划过了一道凌厉的弧线，然后被北原岩稳稳捏住，缓缓停顿下来。
关于社会派推理这个赛道，《绝叫》已经走到了一个极致。
短期内如果再抛出同类型的题材，哪怕写得再好，也很难在这个被自己砸出的陨石坑里，再制造出更深层次的震撼。
至于纯文学的赛道，《情书》虽然拿下了芥川赏，但这终究只是短篇，这片广袤的领域里还有太多足以碾压时代的巨著没有出世。
那么下一部自己该写什么呢？
而全日本的出版巨头们，也在发了疯一样地盘算着，该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把北原岩从新潮社手里抢过来！
同一时间。
千代田区，角川书店总部，顶层的社长办公室。
角川春树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刚刚从企划部送上来的特刊策划案。
封面标题用极其粗重的黑体字印着几个大字，“平成痛楚·新时代文学”。
这是角川书店在泡沫碎裂后紧急策划的一期文学特刊。
策划的出发点很简单，在这个全日本哀鸿遍野的冬天里，文学不能缺席。
所以角川书店要用一期重量级的特刊，向整个社会宣告：在经济废墟之上，文字依然有力量。
角川春树翻了翻企划案最后附着的已收稿件清单，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稿件倒是收了不少，日本文坛叫得上名号的作家交了十几篇。
但内容……
角川春树将其中几份已经完成初审的打印稿翻了一遍，脸色越来越难看。
股民跳楼。
家庭破裂。
丈夫破产后妻子带着孩子投奔娘家。
被银行收走房子的中年白领在桥上痛哭。
题材清一色地直奔惨字而去，笔法也清一色地用力过猛。满篇都是廉价的眼泪和刻意堆砌的绝望，像是生怕读者感受不到痛苦似的，恨不得把“悲惨“两个字用红笔圈出来画上三个感叹号。
角川春树将那摞稿件推到一边，靠回椅背，闭了闭眼。
这些东西凑在一起出一期特刊，效果可想而知。
读者翻完会觉得自己看了一本加厚版的社会新闻合订本，除了压抑还是压抑，半点文学该有的重量都没有。
这期特刊需要一篇真正能镇住场子的东西。
一篇放在卷首，让后面所有稿件都自动矮下去三分的定调之作。
想到这里，角川春树猛的睁开眼，目光落在桌上的电话机上。
这一刻，他想到了一个名字。
在如今整个日本中，只有一个人，写得出那种东西。
于是角川春树直接拿起听筒，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了起来。
“北原老师，打扰了。我是角川春树。”
这一次，角川春树的语气和上次在北原岩公寓里谈版权时判若两人。
上次是资本家的傲慢与攻势，这次是近乎小心翼翼的客气。
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