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雨水顺着廉价商务旅馆破败的窗框一点点渗进来。
屋里弥漫着发霉的地毯味和劣质烟草的酸气。
二十七岁的森田悠介像一具被抽干灵魂的躯壳，呆滞地坐在床沿。
手边的折叠桌上，整齐地放着三页遗书。
在书写的时候，他反复修改，字里行间全是对父母的歉意，以及对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最后的妥协。
遗书旁边，是一瓶在便利店买的最便宜的清酒。
他原本打算用它来压制跳下去那一刻的生理性恐惧，可因为双手抖得太厉害，试了好几次，竟然连瓶口的塑料封膜都没能撕开。
五千万日元的巨额索赔，报社的无情切割，深夜被泼满红漆的防盗门……这些东西就像一面面缓缓合拢的铁壁，已经彻底碾碎了他的脊梁。
森田悠介深吸了一口气，木然地站起身，准备走向那扇通往天台的门时……
“砰！砰！砰！”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粗暴的砸门声。
在这死寂的深夜里，这声音简直像砸在骨头上的重锤。
森田悠介闻言，浑身猛地一哆嗦，本能地往后踉跄了两步，后背死死贴住了冰冷的墙壁。
那些往门上泼红漆的催收人还是找来了。
这是森田悠介脑海里闪过的唯一念头。
森田悠介本以为自己躲到这种偏僻破旧的旅馆，至少能换来一个不被打扰的死法，可对方显然连这点时间都不打算留给自己。
此时外面的砸门声越来越重，单薄的木板门在剧烈的撞击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闷响。
森田悠介的呼吸变得短促起来，绝望地看向桌上那瓶没开封的酒瓶，他想抓起来当武器，可他的双手却软得根本抬不起来。
“森田！里面是不是森田悠介！”
门外的人似乎察觉到了屋内危险的沉默，突然大吼起来：“别做傻事！开门！我们是新潮社的！是东京新潮社派来的人！”
砰的一声巨响，本就不结实的门锁被硬生生撞断。
下一秒，两名浑身湿透、满头大汗的男人猛地冲了进来。
他们没有穿催收人员标志性的黑西装，手里也没有拿棒球棍。
领头的人胸口剧烈起伏着，目光扫过桌上的遗书，眼角猛地抽搐了一下。
随后顾不上喘匀气，几步冲到墙边，一把死死攥住森田那抖得像筛糠一样的肩膀，连忙出声说道：“森田……别怕！北原岩老师看到你的求救信了！同盟已经全面接手了，你安全了！”
“北原老师……同盟……”
这几个字钻进耳朵里，森田悠介的大脑却没有立刻给出反应。
他愣愣地站在原地，视线死死盯着对方衣服下摆滴落的雨水，看着水珠在破旧的地毯上砸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足足过了半分钟，森田悠介才迟钝地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这一瞬间，森田悠介觉得自己的双腿突然失去了力气，整个人顺着身后的床沿，重重地跌坐了下去。
随后低下头，双手死死捂住脸。
他把头深深埋进膝盖，用力咬住自己的手背，试图压抑住声音。
可后背还是不受控制地剧烈发抖起来，温热的眼泪毫无声息地顺着指缝往下淌，很快就在洗得发硬的床单上洇湿了一大片。
森田悠介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在一阵阵近乎脱力的战栗中，艰难地确认着自己还能活下去的现实。
窗外的雨还没有停，但东京的天已经亮了。
早上八点，当北陆那家地方银行的高管们端着热咖啡走进办公室时，还以为今天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四。
可他们不知道，一张由东京几位最会写字的男人连夜织就的巨网，已经迎头砸了下来。
“自由作家同盟”没有搞什么虚张声势的发布会，而是用他们最擅长的反击方式——文字。
最先打破清晨平静的，是新潮社本部几十台同时运作的传真机。
伴随着刺耳的机械拨号声，北原岩的一份简短声明，被批量发送到了全日本数百家主流媒体的编辑部案头。
白底黑字的传真纸上，直截了当地印着两句质问：“森田悠介先生只是在履行记者的天职。如果北陆住宅金融及背后的资方认为真相有损名誉，请先向全日本公开你们的内部账本。”
这封传真，就像是朝着整个新闻界开出的一记发令枪。
而针对普通公众视角的重磅炸弹，其实早在昨夜印报厂的轮转机轰鸣时便已埋好。
几乎就在各家报社主编对着传真纸错愕的同时，随着早高峰的通勤电车缓缓启动，无数个习惯性翻开早报的上班族，便看到了村上龙刊登在头版副刊上的专栏。
标题粗暴得没有任何修饰——《敲门的极道，与银行养的狗》。
这位向来以笔锋狠毒著称的文坛浪子，在文章里直接撕破了金融界体面的假面：“处理百亿坏账时，你们像个唯唯诺诺的无能官僚。”
“面对一个二十七岁的地方记者时，你们倒想起了自己还有个法务部。”
“如果你们的账面真的干净，就把大门敞开，而不是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半夜去年轻人的家门上泼红漆。”
这篇如同耳光般的文字，瞬间点燃了日本媒体圈压抑已久的怒火。
各家报社的采访专车几乎同时启动，直奔北陆。
但这仅仅是国内的动静。
真正让地方银行感到恐惧的，是大江健三郎在深夜打出的那几个越洋电话。
上午十点，地方银行本部的广报部里，几部对外专线接连响了起来，打断了原本沉闷的键盘敲击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