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是方才那名亲卫在前引路，三人脚步不停，穿过了一条窄巷，不多时便到了关押张辽的院落门前。
这处院外的守备，与陈宫那边一般无二，同样是四名挎刀士卒肃立在门侧，院墙周遭亦有往来巡视的哨岗，可谓戒备森严。
见张昀与赵云行来，守门士卒连忙躬身行礼。
张昀这次倒没急着进去。
他抬眼看了看头顶升至中天的太阳，眉梢微挑，跟门口的守卫低声交代了几句，看着其领命后快步而去，这才整了整衣襟，抬步跨进了院门。
甫一踏入院落，眼前的情景便让张昀的脚步微微一顿。
只见院中空地上，立着个身形魁梧的汉子，正赤着上半身，仅着一条素色单袴，背对着院门站在一只盛满清水的木桶旁。
他右臂动作略显滞涩，左手攥着一块湿漉漉的布巾，擦拭着胸膛与脊背。古铜色的肌肤上，横亘着几处深浅不一的旧疤，最显眼的，还是其右臂上那圈新缠的麻布，隐隐渗出了淡淡的血色。
张辽显然听见了身后的脚步声，擦拭的动作顿了一下，却并未立刻回头，只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张昀见此情景，心中非但没有被怠慢的不悦，反倒是淡定了不少。
此人既然主动要了清水打理自身，便说明至少在眼下，这位再也没机会名震江东的“张八百”，并没有那种“忠臣宁死而不辱”，决意引颈就戮的念头。
张昀心里飞速盘算着。
不管怎么说，这位都不是像高顺那样的死脑筋，最后可是投降了曹老板的。
很多情况下，武将在战阵之上被俘属于在所难免，虽然很丢人，但也并非什么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儿。
而战败被俘后选择投降，无非是为了保命，为了富贵前程；可若是选择慨然赴死，其驱动力，也无外乎那么几种。
要么是与旧主情分极深，愿以死相报，不过这种情况终究是凤毛麟角；
要么是为了保全后方的家人亲眷，以死换取亲族的平安，这倒是乱世中最普遍，也是最现实的考量；
要么就是原则立场的问题，或是有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或是为了全一个“忠义”的身后名，不愿屈膝折节。
就像历史上张辽最终选择投降曹操，除了下邳城破，兵败被俘的直接因素外，更关键的一个节点，便是彼时衣带诏事件尚未爆发，从外界来看，曹操依旧是“奉天子以讨不臣”的大汉司空，代表着朝廷正统。
吕布与曹操为敌，便等于对抗朝廷，在大义上根本站不住脚。这种情况下，“死节”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若张辽执意赴死，非但落不下什么忠义美名，反倒可能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
再加上当时曹老板已然攻破下邳，张辽的家眷若在城中，八成也早已落入其手中，他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至于他和吕布的关系嘛……从他当众痛骂吕布“匹夫，死则死矣，何必屈膝求饶”便可管中窥豹，肯定是没到要为其尽忠赴死的份儿上。
不过张昀也清楚，如今张辽的处境，和历史上终究还是不一样的。
此战的本质，是刘备与吕布两个地方军阀的冲突。
从道义上来说，刘备这边充其量多占了个“保境安民”的名头，但也就那么回事儿。而且张昀也不知道如今的张辽有没有成婚生子，若他有妻儿老小，大概率还在小沛城中，这其实是左右他选择的关键因素。
至于他当下和吕布的关系……虽说吕布刻薄寡恩、反复无常是出了名的，但如今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张辽在吕布军中地位也不低，两人又是老乡，情分到底如何，终究不好妄下定论，后续还需见机行事，慢慢试探。
不过现在嘛……
张昀呵呵一笑，扬声打破了院中的沉默：“张将军，伤势可曾处理妥当了？军中医官可还尽心？”
张辽闻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将布巾随手搭在木桶边缘，缓缓转过身来。
他抬眼望去，见走在前头的是个面容清秀的年轻文士，而将自己生擒的那位银甲将军，此刻正按剑跟在他身后半步护卫。
只此一眼，他瞬间便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年轻人，定是陈公台此前反复提及，徐州刘玄德麾下那位年轻的长史，也是此战徐州军的主帅……
张昀、张允昭。
张辽是个明白人，从对方命人将自己从阴冷潮湿的牢房，转移到这处清净的院落中，还派医官给自己诊治伤势，其用意已是不言而喻。
他没有表现出什么横眉冷对的敌意，也未曾刻意放低姿态逢迎，只是神色平静地对着张昀抱拳一礼，声音沉稳厚重：“有劳张长史费心，不过是些许皮肉伤，贵军医官已为在下诊治妥当。”
张昀见到张辽这副不卑不亢的模样，心中顿时一松，甚至还涌起了几分欣喜。
既没有横眉怒斥“黄口小儿，休要辱我”，也没有慷慨激昂地放话“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何必多言”……
这种平静坦然的态度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张昀能有这种“对方不骂人就是好兆头”的想法，说到底，还是因为看多了后世的影视剧，从而产生了刻板印象。
但说句实在话，在195年这个节点上，虽说四方烽烟起，诸侯战不休，可大汉朝廷那块摇摇欲坠的招牌，终究还没彻底崩塌。
各路诸侯打来打去，更像是同一个“公司”里边，不同派系、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倾轧，只不过是表现形式比较激烈而已。
张辽如今虽是吕布麾下大将，可说到底也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
此番他先是带着数百步骑充当疑兵，舍身掩护陈宫撤离，然后又是力战被擒，而非阵前乞降。不论于公于私，其实已经很对得起吕布了。
即便他最终选择归降，与其说是“跳槽”，更不如说是“跨部门调岗”。
当然了，实际情况肯定没有“调岗”二字说得这么轻松。
东汉从中后期开始，盛行的是一种“二重君主观”，或是说“多重君臣关系”，属于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治伦理。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以“征辟制”为核心的选官制度。
朝廷高官，从中央的三公九卿，到地方的州牧、刺史、郡守、县令，都可以自行辟召属吏。这些人并非朝廷直接任命，而是由“举主”一手提拔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