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午后，阳光透过四合院老枣树的枝叶，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书房窗子开着，穿堂风带着枣花的淡香，吹动书桌上摊开的线装书页。
司齐正对着一本《明史纪事本末》出神。
自杭州回来后，他有意让自己从影视制作的喧嚣中抽离，重新沉入故纸堆。
敲门声就在这时候响起，不疾不徐。
来客五十出头，瘦削，戴一副黑框眼镜，灰白衬衫洗得发白。
他手里拎着个半旧的黑色公文包，站在门口。
“请问，司齐同志是住这儿吗？”
“我是。您是……”司齐打开院门，好奇的看向来人，觉得来人有些面熟，一时也想不起在哪个场合见过。
“陈俊涛，社科院的。冒昧打扰了。”对方递过一张素白的名片，上面只有姓名、单位，以及一个座机号码，再无其他。
陈俊涛。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以严谨的学理和开阔的视野著称，是连接学院研究与当代创作的重要桥梁。
这股熟悉感？
或许在某个会议上和此人碰过面。
司齐并不确定，这些年，他参加了不少会议，很多都只是一面之缘。
他立刻将人让进书房：“陈老师！快请进，没想到是您。”
陈俊涛的目光在书房里扫过。
满架的书，桌上摊开的史籍，墙角的稿纸堆，以及那只趴在窗台晒太阳、懒洋洋瞥了来客一眼的狸花猫。
他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在治史？挺好。读史可以明智，尤其是对你们写小说的。”
“随便翻翻，找点感觉。”司齐请陈俊涛在书桌对面的藤椅坐下，自己搬了凳子放在一边，然后，泡了一杯茶放在了，藤椅前面的书桌上。
陈俊涛没有寒暄太多，直接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打印整齐、装订好的文件，封面上是醒目的楷体大字：《跨世纪文丛·出版构想与作家作品遴选说明》。
“司齐同志，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谈谈这个。”
他将文件推到司齐面前，手指在那行标题上轻轻点了点，神情变得郑重，“这不是普通的约稿，也不是商业出版计划。它是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在当下这个节点，能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做的一点事情。”
司齐翻开文件。
扉页是一段简洁有力的“出版缘起”：
“……八十年代的文学狂飙已然退潮，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一切。通俗读物、地摊文学、影视剧……大众的阅读趣味与时间正在被迅速分流、重塑。严肃文学，这个曾引领思想解放、承载国民精神探索的载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边缘化危机。出版界跟风市场，佳作难觅知音；创作者或迷失方向，或投笔从商……长此以往，新时期文学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探索成果，恐有断流、湮没之虞。”
“有感于此，我们策划编纂《跨世纪文丛》。旨在系统梳理、甄选、保存新时期以来（尤指1978年至今）最具代表性、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中短篇小说佳作，以丛书形式集中呈现，力求为这段波澜壮阔的文学历程，留下一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相对完整的‘文学档案’。这不仅是一次出版行为，更是一次文学史的‘打捞’与‘立碑’，一次在喧嚣时代中对文学精神价值的坚守与呼唤……”
司齐一字一句地读着，心绪随之翻涌。
那些被忙碌和成功暂时掩盖的感知，此刻清晰起来。
是啊，已经多久没有一部严肃小说，能像八十年代初的《班主任》《伤痕》，或者稍晚些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引发全社会范围的阅读与讨论了？
就连他自己，凭借《盗梦空间》获得世界性声誉，但在国内主流文学界的评价体系里，那似乎更多是“类型文学的突破”，而非“正统的严肃文学”。
电视荧屏上，《渴望》和《新白娘子传奇》万人空巷；书店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金庸、琼瑶，以及各种翻译的侦探、言情小说。
纯文学的声量，这些年确确实实在减弱。
就连他这几年也很少写纯文学了，要不是毕业作品需要，他都没有想起这茬，遗忘才是最大的危机，当人们谈都不谈，想都想不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严肃文学变成精英圈子的时候。
严肃文学有一段时间是大众文学，大众娱乐，可是它似乎只是短暂的辉煌！
他抬起头，看向陈俊涛。
这位学者镜片后的目光平静而坚定。
“所以，”司齐缓缓开口，“陈老师，你们是想……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做一个‘标本库’？”
“可以这么理解。”陈俊涛点点头，端起茶杯，却并未喝，只是感受着茶碗的温度，“但更积极的看法是，我们是在‘立传’。为这十几年的文学成就立传，也为未来可能的读者，留下一份进入这个时代的文学地图。市场可以冷落它，但历史不应遗忘它。我们做文学的，应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呈现出来。”
一瞬间，司齐脑海里电光石火！
他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汪曾祺先生，为什么北师大和鲁院的导师们，要坚持让他们这批已经“出道”、甚至在别的领域取得成绩的作者，必须完成一篇符合规范的“严肃文学”作品才能毕业？
那不仅仅是一纸文凭的要求，更是一种在时代洪流转向时，对文学火种的延续！
他们看到了危机。
他们担心，在市场大潮和通俗文化的冲击下，这批最具才华和潜力的创作者，会彻底转向更来钱、更易被接受的领域（比如通俗小说、影视剧本），而让严肃文学的薪火无人接续。
于是，他们用“毕业”这个最具仪式感、也最具约束力的方式，近乎“强迫”地要求这些年轻人，沉下心来，用最纯粹的文学态度，再完成一次“淬火”。
这与其说是考核，不如说是一次提醒：别忘了来路，别忘了文学的本心，别忘了你们身上，除了市场价值，还有文化传承的使命。
“我明白了，陈老师。”司齐的声音逐渐变得郑重，“这套丛书的意义，我完全理解，也十分钦佩。”
陈俊涛笑了，“你能理解，太好了。这套书，我们计划每年推出一到两辑，每辑精选十到十二位作家的代表作。第一辑，我们希望能奠定它的分量和标杆意义。所以，人选和篇目，斟酌再三。”
他翻开文件后面附录的“拟选作家及作品名单（第一辑）”，司齐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王蒙、张贤亮、阿城、韩少功、王安忆、莫言、刘恒……每一个，都是八十年代至今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思潮与风格。而在这份名单颇为靠前的位置，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司齐《心迷宫》
后面还有一行小字的入选评语草案：“将最先锋的叙事实验（非线性结构、多重视角、元叙述介入）完美地嵌进一个极具中国乡土气息和时代质感的残酷寓言里，在形式探索与本土经验结合上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是新时期先锋文学不可忽视的代表作。”
“您的《心迷宫》，”陈俊涛的语气不容置疑，“是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次极其重要的、也是成功的冲刺。它没有沦为纯粹的文字游戏，而是让形式真正服务于内容，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精神困境与人性诡谲。这样的作品，如果不被收录进这套旨在记录‘新时期文学成就’的文丛里，将是这套书的遗憾，也是文学史的遗憾。”
司齐看着自己的名字和那行评语，心情复杂。有被认可的激动，更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这不再是简单的个人作品发表，而是被纳入一个试图定义时代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中。
“陈老师，您过誉了。《心迷宫》能有幸入选，是我的荣幸。”司齐诚恳地说。
“不，这是它应得的。”陈俊涛摆摆手，随即又翻到后面一页，那是第二辑的初步构想，“而且，我们对你的另一部作品《墨杀》，也非常感兴趣。它将传统文化和历史暴力的深刻隐喻结合，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路径，很多人将其视为‘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或者至少是重要的变奏。我们希望，能在第二辑中收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