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市郊。
喀尔巴阡山脉在这里已经不那么陡峭了，山势变得平缓，像一头巨大的、走累了的老兽，把脊背慢慢地低下来，伏在地上休息。
布拉索夫的老城区在山脚下，红瓦屋顶挤挤挨挨地靠在一起，像一堆被随手撒落的、熟透了的浆果。
城郊的房子一栋一栋地散在缓坡上，每栋都带着园子，园子里种着菜、养着花、搭着葡萄架，偶尔还能看见一两棵矮矮的果树，果子还青着，藏在叶子底下，要很仔细才能找见。
林奇站在其中一栋房子的后花园里。
脚下的地面是石板铺的，被太阳晒得温热，缝隙里长着细细的青苔，踩上去微微发软。空气里却有一股清冽的、松针和湿泥混在一起的冷香，即使在七月的午后也不曾消散。
他的左边是一道矮石墙，墙上摆着几盆天竺葵，开得正盛，红的、粉的、白的，把灰色的石墙点得像一幅打翻了颜料盘的画。
右边是一栋两层的石砌房子，墙面刷成了淡黄色，窗框是深绿色的，百叶窗半开着，露出里面白色的纱帘。
一扇窗户开着，风把帘子吹得微微鼓起来，像一个人在轻轻地、反复地呼吸。
花园中央摆着一张长条木桌。
桌上铺着一条乳白色的桌布，桌上有面包，有奶酪，有一大盘用橄榄油拌过的沙拉，有一整只烤得表皮焦脆的乳猪，有一锅还在冒着热气的豆子汤，还有几瓶红酒，已经开了两瓶，瓶口塞着软木塞，酒液在阳光里泛着深红色的光泽。
桌旁坐着两个家庭。
法比安-普威特坐在桌子的东头，背对着房子，面朝花园。
他比林奇记忆中老了不少——头发还是红的，但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浓密了，头顶那一块变得有些稀疏，露出底下被晒得微微发红的头皮。
他的下巴上多了一圈胡子，修剪得很短，整整齐齐的，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亚麻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晒成了小麦色的、带着淡淡雀斑的胳膊。
他的手很大，手指粗短，指甲剪得很干净。
他正用一只手端着一杯红酒，另一只手搭在椅背上，身体微微往后仰着，姿态似乎很松弛，但他眼睛里的那一抹沉重出卖了他。
吉迪翁-普威特坐在他对面，面朝房子。
他比法比安大两岁，但看起来反而年轻一些——没有发福，没有秃顶，头发还是那种浓烈的、像新铸的铜币一样的红色，在阳光下亮得有些刺眼。
他的脸比法比安瘦，颧骨突出，下颌线条分明，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会往一边歪，带着一种法比安没有的、懒洋洋的、漫不经心的味道。
但他不常笑，此刻他就没有笑。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拇指抵着下巴，目光落在面前的盘子上，又像是落在盘子后面的某个很远的地方。
他穿着一件灰绿色短衫，领口洗得有些松了，露出一截锁骨。
他的手臂上有一道很长的疤，从左腕一直延伸到肘弯，白得发亮，在晒黑的皮肤上像一条被缝上去的、颜色不对的拉链。
他们各自的妻子坐在他们旁边。
法比安的妻子是个矮矮胖胖的女人，头发是深棕色的，编成一条粗粗的辫子盘在脑后，她正低头给身边的孩子盛汤，几缕碎发被风吹散了，贴在脸颊上。
吉迪翁的妻子坐在另一侧，高高瘦瘦的，金发剪得很短，露出两只戴着银耳环的耳朵。
她正在切面包，刀法利落，切出来的面包片厚薄均匀，整整齐齐地码在旁边的盘子里。
两个人偶尔交换一个眼神，不说话，但什么都说了。
桌边还有三个孩子。
法比安的大儿子坐在父亲旁边，大约十四岁的样子，红头发，雀斑，瘦得像一根被风干了树枝。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袍子——德姆斯特朗的校服，领口敞开，露出一截细长的、晒不黑的脖子。
他的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课本，书页间夹着好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他正用一支羽毛笔在页边空白处写着什么，眉头微微皱着，嘴唇不自觉地抿着，舌尖从嘴角探出来一点点，是那种全神贯注时才有的表情。
法比安的小女儿坐在母亲旁边，十一二岁，也是红头发，但比哥哥的淡一些，更接近铜的颜色。
她没穿校服，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裙摆上绣着几朵蓝色的小花。
她正用叉子戳盘子里的沙拉，戳一块黄瓜，送进嘴里，嚼着，眼睛在桌上扫来扫去，像一个在寻找猎物的、还没学会耐心的小兽。
吉迪翁的儿子坐在两个家庭中间的位置，十三岁左右，红头发，但比他父亲的颜色深，更接近法比安的那种。
他正用一只手托着腮，另一只手在桌面上无聊地画着圈，眼睛望着远处那片墨绿色的针叶林，不知道在想什么。
三个孩子都在德姆斯特朗上学。
他们每年夏天回家，住上两个月，再回去。
今年的夏天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阳光，花园，烤肉，红酒，母亲们的唠叨，父亲们的沉默。
法比安的妻子把一碟新切好的奶酪放在桌子中央，顺手把几块散落的面包屑扫进掌心，在桌布边缘拍了拍。她看了一眼法比安，后者正端着那杯红酒望着远处的林子，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钉住了。
“工作怎么样？”她问道，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问今天天气如何。
法比安回过神来，把杯子放下了。
“就那样。”他说，声音含糊，像是嘴里含着一块没有咽下去的面包。
吉迪翁的妻子从桌子的另一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吉迪翁一眼。吉迪翁没有接话，只是把面前那盘几乎没怎么动的沙拉往旁边推了推。
他们的工作确实“就那样”——自从离开英国，法比安和吉迪翁在古灵阁罗马尼亚分行已经干了十几年。最早是解咒员，跟着探险队跑遍了东欧的古老墓穴和被诅咒的遗迹，从那些连妖精都不敢靠近的地方把那些古董挖出来。
后来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转到了鉴定部门，负责检查那些被送回来的物件上有没有附着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工作稳定，收入不错，每年夏天都能在城郊的这栋房子里度两个月的假。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体面的、正常的、让人羡慕的人生。
甚至外甥比尔-韦斯莱在古灵阁的解咒员工作，就是通过普威特兄弟介绍的。
此刻，法比安正把那杯红酒举到唇边，抿了一口，酒液在他嘴里停了一瞬，然后咽下去。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眼睛还望着远处那片林子，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但那种不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像一面被人从里面慢慢推着的墙，表面还是平的，但推的人知道，看的人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法比安的女儿放下了叉子。
她先是看了一眼自己的哥哥，又看了一眼对面的吉迪翁家的男孩，最后把目光落在法比安身上。
“爸爸，”她开口，声音不大，但在花园里听得很清楚，“我们新来的校长，最近跟我们说了一件事。”
法比安没有接话。
他只是把杯子放下了，杯底落在木桌上，发出一声极轻的“嗒”。
“他说——”女孩的声音低了一些，像是在说一个不该被大声讲出来的秘密，“他说让我们离英国远一点。说那边有一个很可怕的巫师在作乱，很危险。”
桌上的空气忽然变了。
法比安的手指还搭在杯沿上，没有动，但那个动作停住了，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冻住了。
吉迪翁交叉搁在桌面上的双手收紧了，拇指不再抵着下巴，而是攥在一起。
女孩没有注意到这些。
她只是看着自己的父亲，脸上带着一种孩子特有的、对世界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好奇。
“爸爸，”她说，“你不是英国人吗？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法比安没有回答。
他坐在那里，阳光落在他肩上，他的脸还在阳光里，但那张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方才那种松弛的、漫不经心的样子了。像一面湖水被风从下面吹了一下，表面的平静还在，但底下的东西已经开始翻涌了。
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了，又张开，还是没有声音发出来。
吉迪翁坐在对面，也没有说话。
他的目光从女孩身上移开，落在桌面上，落在自己那双攥在一起的、指节发白的手上。
那道从左腕一直延伸到肘弯的疤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像一条被缝在皮肤上的、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
两个老父亲坐在午后的阳光里，坐在开满了天竺葵的花园里，坐在烤乳猪和红酒和沙拉和豆子汤中间，被一个孩子的问题钉在了椅子上，动弹不得。
餐桌上的安静只持续了几秒钟，但林奇觉得那几秒钟很长。
长到他看见了法比安喉咙里那个没有咽下去的词，长到他看见了吉迪翁攥紧的双手上每一根凸起的血管，长到他看见了两个母亲同时放下了手里的餐具——不是商量好的，但动作几乎同步，像是某种只有在这张桌子上才有的、无声的默契。
法比安的妻子先开口了。
“吃饭的时候不要问这些，”她说，声音不高，但很稳，像一只手按住了桌面上正在飘起来的东西。
说话间，她把盛好的汤放在法比安女儿面前，又把一块面包放在她盘子旁边。
“你们校长说得对，离英国远一点就对了。别的不用管。”
吉迪翁的妻子接上了话头，语气比法比安太太的更淡一些，像是在说一件不值得多费口舌的琐事。
“你们好好念书就行了。德姆斯特朗的课程那么紧，还有心思操心别国的事情？”
两个女人，两句话，像两块被轻轻放上去的盖子，把那个被孩子无意中掀开的缝隙又盖住了。
女孩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父亲，嘴唇动了动，还想说什么。
法比安的大儿子从课本上抬起头，看了妹妹一眼，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幅度很小，小到只有坐在他旁边的妹妹才能看见。
女孩把嘴闭上了。
她低下头，重新拿起叉子，戳了一块黄瓜，送进嘴里，嚼着，眼睛不再看任何人。
吉迪翁家的男孩从头到尾没有参与这个话题。
饭后，女人们开始收拾桌子。
盘子叠盘子，杯子叠杯子，刀叉被收进一只铁皮桶里，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孩子们被支使去做些零碎的事情——法比安的大儿子被叫去倒垃圾，吉迪翁的儿子被叫去把花园的水管收起来，法比安的女儿被安排去把晾在绳子上的桌布取下来。
三个人各自散开了，像三颗被弹弓射出去的石子，落进花园的不同角落，发出不同的声响。
法比安和吉迪翁没有动。
他们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人一边，隔着一张还没有被收拾干净的、残留着面包屑和酒渍的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