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余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赵煦此语一出，席间原本还浮着的那层温馨，便如被夜风吹散的炉烟，悄无声息地淡了下去。
两位女眷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中的筷子，盛明兰垂眸凝神，双手交叠搁在膝上；孟皇后则将目光落在面前那碟已有些凉意的蒸鲥鱼上，静若止水。
她们这般姿态，是深知天子与重臣谈论国事，事关重大，怕杂音扰了君臣思绪。
不过，低眉的盛明兰却是大大地松了口气。
只要此番宴请不是冲着徐府来的，其余事在她眼中便都不是事，也无需她操半分心思。
“各州府可有羡余？”徐行亦放下了筷子。
他虽不知赵煦最后要自己做什么，但若朝廷当真用得上他，他亦愿为国家奔波效力。
他就是这般吃软不吃硬的性子。
若是赵煦早早以这般推诚置腹的态度待他，许多事他怕是要甘之如饴地去做，哪里用得着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去算计。
“羡余？”赵煦夹起一块鱼肉放入口中，细细嚼了嚼，方才讥讽地扯了扯嘴角，“朕也希望年年有余……可你去瞧瞧，元祐年以来，哪个地方还有主动上供羡余的？”
宋的财权分配体制，依旧继承了中唐以来的总量分配制。
简而言之，便是朝廷岁入到账之后，先让地方州县按照每年预算分掉开支所需的钱粮，剩下的财货，再解送朝廷三司。
不过，立制与执行往往是两回事。
这笔钱究竟该交多少，条款中却无硬性数额，其中弹性之大，不言而喻。
时间久了，地方官员难免上下其手，或虚列开支，或隐匿结余，贪墨之事层出不穷。
到真宗景德年间，澶渊之盟签订，天下重归安定，朝廷这才腾出手来给这千疮百孔的税收制度打上补丁。
从此，全国各地上缴朝廷的赋税皆有了一笔固定的额度。
在这条硬杠之下，地方官员浑水摸鱼的空间被框定在了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朝廷岁入也终于有了制度上的基本保证。
至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海内富庶，不少州县在足额缴完赋税之后，账上竟还能余下足用三年的预算储备。
这笔多出来的税收结余，便被时人称作“羡余”。
一些踌躇壮志的官员往往将这笔羡余主动上缴朝廷，以彰显自身治绩。
这便是所谓仓廪实而知荣辱，府库充则显官声。
“如今呢？旱的旱，涝的涝，各地不开口向朝廷求拨款赈灾，便已是难得，还指望他们主动上缴羡余？”赵煦说到此处，语气陡然转了个弯，目光忽然落在徐行身上，“说起钱财，有一桩事，朕倒要感谢怀松。”
徐行正垂目思索，冷不防被赵煦点了名，下意识脱口应道：“什么？”
“去岁一年，你我君臣虽用兵无度，可这冗兵、冗政两大积弊，倒是也顺势消解了一部分。”赵煦搁下筷子，拿起身旁的帕子拭了拭唇角，语气里带着一丝宽慰，“虽然眼下因战事之故，开支庞大，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桩好事。”
徐行思忖片刻，点了点头。
赵煦这番话不难理解，去岁粮秣、抚恤、犒赏等各项支出固然惊人，但一整年下来，大宋禁军亦伤亡不少，无形中筛去了大批老弱病残，汰弱留强。
这种去冗方式固然残酷，却是最不伤筋动骨的法子了。
毕竟不改军制，不触旧臣，还扩了疆土，军中活着的将士亦得了实打实的军功，可谓一举多得。
而冗官问题则更加明显。
去岁取士之后，京中待阙官员尚达万人之多，挤在各部候补名册上，吃空饷、等实缺，朝廷每年白白养着一大群闲人。
如今却锐减至不到三千人。
虽然在册总数上未有太大变动，但朝廷至少不必再养那般多的闲人了，疆土变大了，这些官员有了去处，可承载官吏的位子自然也就变多了。
一场战事，倒成了疏通官场壅塞的泄洪口。
“陛下，不知此事，朝中可有对策？”徐行将话题重新拉回“财政”二字上，语气审慎。
国家缺的从来不是钱，而是生钱的制度。
王安石变法也好，眼下的绍述也罢，本质上都是为了给朝廷开一条敛财的新路。
只是如今变法方才起步，尚属投入阶段，像那青苗法，朝廷非但未见盈利，甚至还需先倒贴本钱进去。
“吴居厚提了个法子……派发度牒，以解燃眉之急。”赵煦放下帕子，十指交叠搁在桌沿上，“你那河道治理的招标已开了锣，这是马上要拿出真金白银的事。”
这一次的河道治理招标，可谓动了无数人的利益。
他垂拱殿的案头，压着不下三十本谏阻的札子，本本措辞激烈，字字暗藏机锋。
若此事最后落个虎头蛇尾的下场，怕是盛紘就要背上一个“误国误民”的风评，届时徐行的脸上也不好看。
“度牒……”徐行眉梢微挑，露出恍然之色。
度牒这东西，在大宋朝可从来不仅仅是一张“出家凭证”。
它更像是一种后世才有的金融产品。
大宋对出家管控极为严苛，想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侣，要么参加官方主持的经义考试，要么苦等皇帝特赐的恩典名额，否则私自剃度便是触犯国法的大罪。
而一旦拥有一份度牒，便等于披上了一道“护身符”，持牒者可免除徭役、兵役和一切身丁赋税，从此跳出国家编户齐民的册籍之外，成为方外之人。
正因其价值如此巨大，度牒便逐渐从一纸宗教凭证，蜕变成了一种可以在市面上公开买卖的“有价证券”。
寺院视之为护寺之宝，商贾囤之以避税徭役，坊间甚至有人将其当作传家的硬通货。
于是，每当朝廷手头拮据时，便盯上了度牒背后那巨大的市场需求，开始大批量发放一种不填写僧尼具体名籍的“空名度牒”来换钱。
或弥补财政窟窿，或筹措紧急军饷，甚至直接拿它当现钱来赏赐官员、支付工程款项。
宋初期，朝廷还顾些体面，不敢公然叫卖，只收取些许工本费以全颜面。
但从神宗朝开始，财政捉襟见肘，朝廷便索性撕下了那层遮掩，将度牒公然摆上了官府的货架，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这桩买卖在之后的赵佶手中更是达到了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