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他活着，只要他还在学，总有一天他会把大明的本事全部学过来。
等大明衰弱了，等这个帝国也像历史上所有盛极一时的帝国一样从内部开始腐烂，那时候他便会用从大明学来的东西反过来对抗大明。
光复大日本！
但似德川忠长一般想法的人在留学生中毕竟是极少数。
从天津港到北京城的所见所闻早已把多数人对故国的依恋消耗得七七八八，面对一个无法以任何寻常手段抗衡的庞然大物，更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与之融为一体，而非以卵击石。
他们更想做明人，因为只有成为明人，才能在倭国新设的行省体系下做官，才能保住自己的家族和领地，才能在自己家乡的百姓面前继续享有世袭的权威和体面。
一行人很快到了诸夷馆，安顿了下来。
诸夷馆紧邻着礼部和鸿胪寺，是朝廷专门用来接待各国使节和留学生的官方驿馆。
安顿下来之后，接下来数日，礼部专门派了一名主事和两名通译陪着这批人逛一逛北京城。
礼部的安排条理分明。
先是城内各处名胜与市井，然后是京郊产业与书院，最后两站才是重头戏。
科学院与丰台大营的新军。
这些留学生将来要在大明学习数年之久，朝廷有意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大明的强盛有一个直观而深刻的印象，既是为了打消他们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为了让其中真心向化者更加心向大明。
短短几日的游历，将这群人对日本与大明之间国力差距的全部抽象认知，尽数碾成了无法回避的具体现实。
越看，众人越沉默。
起初几天前田光高还会叽叽喳喳地问东问西，岛津光久还会和毛利纲广交换几句低语，到了最后几天几乎所有人都只是静静地跟着礼部官员走路，没有人再主动提问，也没有人再小声讨论。
他们不是不想说话，是该说的话已经被这几天见到的景象从喉咙口压回到了肚子里。
德川忠长走在队伍最后面，几乎不再说话了。
他这几天的变化是所有留学生中最明显的。
第一天进城时，他还暗暗发誓要卧薪尝胆，学明制以反明。
第二天在科学院看到蒸汽机模型时他沉默了。
第三天在丰台大营看到宗军的火器轮射和火炮齐发时他沉默了更久。
他心中甚至不可遏制地涌起了一丝绝望的情绪。
如此强盛的大明，他当真能够光复大日本？
即便他学尽了大明的东西，学尽了明的兵法、明的火器、明的制度，回到倭国去推行改革，可大明不会等他。
他在学，大明也在往前跑。
他学成的那一天，大明恐怕已经跑到了更远的地方。
而倭国那么大一个岛比直隶一省也大不了许多，土地远不如中原肥沃，人口远不如中原繁盛，技术远不如中原先进，制度更是差了好几个时代。
这场他单方面在心里掀起的战争还没开始，他便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打赢了。
之后，众人便回到诸夷馆，开始等待礼部为他们安排的功课学习。
而在留学生们的正式课程之外，一封御笔亲书的书信和一件特殊的“文物”，被送到了林罗山与金地院崇传的手中。
书信和文物是黄骅亲自送来的，随行的小太监还捧着一个用明黄绸缎覆盖的紫檀木托盘，盘上搁着一块半尺见方的龟甲和几片刻有模糊符号的骨片。
黄骅放下东西之后便退了出去，只留下两位老者在诸夷馆一同僻静的厢房里对坐。
林罗山坐在案前，看着那封御笔书信，又看了看托盘上那些所谓的出土文物，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穿着明廷发给的青色深衣，领口整整齐齐，坐姿端正如松，即便此刻身处敌国的驿馆之中，他依然保持着儒者应有的从容与尊严。
他用那双在幕府讲经台前审阅过无数篇经义文章的老眼将皇帝的书信逐字逐句地读了两遍。
信中的核心意思概括起来十分直白：
据近期从一处商周时期墓葬出土的文物，即托盘中这些龟甲和骨片上铭刻的符号考证，倭人的先祖原本就是渡海而来的汉人，本质上倭人就是明人，明倭同源同种。
至于为什么千百年来倭国迟迟不开化、倭人远不如明人，原因在于倭国地处海外蛮荒，与中原文脉隔绝，不开化，成为了纯粹的东亚病夫。
只有融入大明，成为大明人，学习大明的文化和制度，才能摆脱这种状态。
希望林罗山与金地院崇传能够以两位在学界和宗教界的声望，撰写一批阐述这些观点的著作，向倭国民间广为传播。
信的末尾还特意加了一句：
朕素仰二位的学识与品德，此乃学术探讨，不必拘泥于政令，畅所欲言即可。
林罗山将书信缓缓放在案上，用一块镇纸压住信边，然后伸出两根干瘦的手指拿起托盘上那块龟甲翻来覆去地看了许久。
龟甲的边缘有明显的凿刻痕迹，火烧的灼痕也很均匀，上面的刻画符号沾着新鲜的泥土。
然而这股子泥土气味与龟甲摆放的时间并不相称。
灼痕的位置与商周卜法实际凿钻的排列毫不相符；几片刻有“倭”字的骨片干脆就是用小刀在相对较新的骨面上刻出来的，骨隙里还残留着没刮干净的现代朱砂。
这位一辈子埋首典籍、亲手整理过无数汉和文献的日本朱子学之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这文物……一看就是上周的，哪里是商周？”
他的声音在发抖。
不是因为愤怒。
愤怒他早就过了那个年纪了。
而是一种作为学者却在被人逼着充当骗子的耻辱。
他精通汉学，毕生以将朱子学在日本发扬光大为己任，德川幕府两代将军都把国子的儒学事务托付于他，日本儒学的根是他亲手培植起来的。
他非常清楚这些所谓的“文物”是伪造的，也完全明白大明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不是什么学术探讨，更不是什么不拘泥于政令的畅所欲言。
这是要在倭人的历史上动一场最大的手术：
先将倭人独立起源的任何文献依据从根本上强行改成“与汉同源”，再拿这个作为逻辑起点推导出唯一的归宿。
融入大明，做明人。
这不是让倭国亡国，这是要让倭人在文化上彻底承认自己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存在。
对于一个将毕生都献给日本儒学的人而言，这样一封信的重量等于把一整部他亲手书写的日本儒学史撕成两半然后扔进火里。
“写不写？”
他把那块龟甲轻轻放回托盘中，转向坐在他对面的金地院崇传。
金地院崇传比林罗山还要年长几岁，是一位干瘦矮小、披着灰色僧袍的老僧。
他是临济宗的高僧，历任德川幕府的外交顾问。
当年德川幕府与荷兰、西班牙和朝鲜之间的几乎所有重大外交交涉他都曾参与其中，他的头脑比绝大多数大名都冷静。
也正因如此他才活到了今天，并且被皇帝点名留在第一批留明名单中。
他双手合十，袈裟袖口垂落在案沿，表情看不出悲喜，声音沉静而平稳地吐出一句话：
“忍耐，就是要想得开，挺得住。”
林罗山听完这句话沉默了更久。
他想得开。
作为儒者他深知天道轮回、盛衰有时，大明如今如日中天，倭国败亡是实力使然，这没有什么想不开的。
挺得住，只要活着，只要还在写，只要还在教，总会有地方存下真学问。
他是儒者，不是武士，武士可以一刀切腹搏个痛快，但他是儒者，他不能以自杀来完成自己的操守。
一个学者的价值在于活下来，在于一代一代地把学问传下去。
可即便如此，他心底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冷冷地问自己：
这般下去，有挺得住的时候吗？
他写，若他真的写了，用自己这杆被日本儒学界尊崇了数十年的笔写出一部论证倭人从来就是明人的书，以他在日本民间的名望和昔日在幕府讲经的盛名，这本书会以多快的速度在倭国传播开来？
他的弟子们会一字不落地抄录他的书带到各个藩，各地的汉学塾会把它列为教材，大名和藩士会据此重新解释自己的家谱。
然后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三代以后，倭国的孩子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明人后裔，会觉得自己的祖辈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远离了中原文脉云云。
到那时候，不需要明军一兵一卒，大日本的一切，文字、思想、历史、认同，都会被消解在这个逻辑里，变成大明的一个早已注定要回归的海外行省的记忆残片。
在文化上，恐怕要被亡国灭种了。
林罗山静坐良久，最终还是放下了书信，从案上拿起一支笔，在笔洗里涮了涮干涸的笔头，蘸墨。
不如此，似乎也没有办法了。
在这间安静的厢房中，他蘸墨的动作极慢极缓。
他是儒者，他不能用武士的方式殉国。
他是儒者，他的职责是把学问传下去。
哪怕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活着写下去。
活着，活着吧，跪着活下去，比死更需要忍耐。
...
而在千里之外的澳门。
葡萄牙人也陷入了震惊之中。
他们震惊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大明的日新月异，只不过他们亲眼所见的不是蒸汽机和宗军，而是明军的战船。
澳门港在这个季节正是最繁忙的时候。
从印度果阿驶来的葡萄牙大帆船、从马六甲转口而来的香料船、从日本长崎撤出的最后一批葡萄牙商船，以及从广州、泉州、福州沿岸驶来的大明商船，在港口内外交错往来。
葡萄牙人在澳门已经经营了大半个世纪，从嘉靖三十二年获准在澳门半岛南端居留贸易开始，这里便成了葡萄牙在远东最重要的商业和宗教据点。
澳门总督安杰丽卡在她的总督府中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本地的葡萄牙商人和教会领袖们传达过她对如今大明的评估。
她与大明宫廷的直接联系，通过大明皇贵妃塞西莉亚。
她比任何在远东的西洋人都更清楚这个帝国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她曾不止一次地在正式信函和口头通报中告知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和教会领袖：
如今的大明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那个被内忧外患拖得气喘吁吁的衰老帝国了，现在的明军火器装备率极高，水师规模扩张迅速，新式战船上装配的火炮数量与性能已不逊于欧洲一流舰队。
为了让她在澳门的同胞们更直观地理解这种变化，她甚至请人在总督府的大厅里挂了一幅从兵部弄来的明军水师战船图样，图上标注了各型战船的火炮数量和吨位规模。
但即便如此，澳门的大多数葡萄牙人在没亲眼见到实物之前，仍然对安杰丽卡的话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这也难怪。
在他们祖辈留下的记忆和商人圈子里长期流传的叙述中，大明固然是一个富庶而广袤的帝国，但其军事技术尤其是水师一直落后于欧洲列强。
一个多世纪前葡萄牙人仅凭几艘武装商船就能在广东外海与明军水师相持，这个历史事实在葡萄牙人的集体记忆里停留得太久了。
他们很难想象一个连火绳枪都曾需要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的国家，能在短短几年之内造出比他们更先进的战船。
再者，安杰丽卡毕竟是塞西莉亚的好友，她的立场本身就偏向大明，葡萄牙商人们私底下都认为这位女总督是在替大明吹嘘以巩固自己在远东权益上的谈判地位。
然而当大明的舰队真正驶入澳门港口的时候，站在海岸边观望的葡萄牙人们才终于意识到，安杰丽卡的话不但没有丝毫夸大，反而说得太保守了。
那是一支庞大到让整个澳门港都显得逼仄的舰队。
排头的旗舰率先从海平面上露出它那高耸入云的桅杆，紧接着是第二艘、第三艘、第四艘。
整整二十余艘巨型战船排成整齐的纵队，乘风破浪地朝澳门港驶来。
每一艘船的船长都超过了两百尺，船身最宽处足有五十余尺，从吃水线到主甲板的高度比澳门港码头边的任何一栋建筑都高。
船上的三层甲板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火炮炮口，排炮的口径之大，将头伸进去都不成问题。
侧舷炮窗每侧足有小几十个，望过去如同蜂巢般密集整齐。
主桅杆顶上飘扬着大明的日月龙旗，旗帜在海风中猎猎作响，金色的蟠龙在朱红的旗面上翻卷腾跃，即便相隔数里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巨舰周围簇拥着中小型哨船和巡逻艇如众星拱月，每一艘小船都在巨舰的阴影下显得渺小。
岸上的葡萄牙人先是看见了海平线上那道越来越宽的暗红色船墙，然后是桅杆尖端那一面面喷薄开来的龙旗，再然后是听到那种巨舰在满载状态下缓慢驶入港口时海水被舰首推开而发出的低沉浑厚的呜咽声。
咕噜。
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先吞咽了一口口水，那个本来细小的声响在一片鸦雀无声的堤坝上竟显得格外清晰，像是某种信号。
下一秒周围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倒吸冷气的声音。
“我的上帝……”
罗德里戈·德·梅洛站在码头边一栋仓库的阳台上，手扶着栏杆探出身子望着那支越来越近的舰队，面色发白。
他是澳门最富有的葡萄牙商人之一，拥有从果阿到长崎的一整条香料和丝绸贸易线。
他的手上有好几艘武装商船，其中一艘圣安东尼号被他视为毕生最得意的资产，
那是一艘四百吨级的大帆船，配有二十门侧舷炮，在葡属印度舰队中也算得上一流战船。
他以前常常喜欢带着来访的贵客站在这个阳台上指点海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不无自豪地说他的圣安东尼号是澳门港里最大的船。
可他此刻看着那艘旗舰从他的圣安东尼号旁边缓缓驶过，他那艘引以为傲的四百吨大帆船在定远号旁边就像一条小舢板停在一座浮动的要塞旁边，船上的桅杆尖端甚至够不到明军旗舰的主甲板栏杆。
“还好他们是去征东吁的，只是在澳门停靠而已。”
他的妹夫阿尔维斯站在他身后，用同样发白的脸色说出了所有人心底此刻最想说的那句话。
澳门主教卡瓦略神父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苍老的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像是在念一段他自己都不太相信能管用的祷文。
他身后的几位耶稣会修士也都不由自主地画起了十字。
“大明绝对不能与之为敌。”
检察长佩雷拉将目光从那艘巨舰的舰炮上收回来。
海堤上没有人接话，但所有人都用沉默表达了完全的赞同。
安杰丽卡看着众人的反应，心中只想笑。
之前澳门内部还有不愿意跟随明国出征东吁的，恐怕...
今日之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声音了。
拳头大了，道理就有了。
真理，永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如今的真理，就掌握在大明的手中。
安杰丽卡远眺东吁方向，心中为其默哀。
惹谁不好惹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