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八百万两银币的国债，数目还是太大了。
即便是朱由校已经拍了板，李汝华也领了旨，但当真要把这笔钱从纸面上变成实实在在的银子充实国库，中间还有无数的细务要料理。
国债不是一道圣旨发下去就会有人排队来买的，商人逐利，勋贵惜财，连那些平日里在御前拍着胸脯说为国分忧的皇商们，到了真要往外掏银子的时候，也免不了要在心里把算盘拨上好几遍。
而且东吁不似倭国一般，速胜之后马上就可以挖矿，给大明产生收益。
倭国那一仗打得虽然也艰苦，但石见银山和佐渡金山是现成的。
德川幕府经营了几十年，矿坑是挖好的，冶炼场是盖好的，连从矿山到港口的运输驿道都是修好的。
明军接手之后只用了不到两个月就恢复了生产，第一批白银在战后半年内便运抵天津港，给朝廷的国债兑付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信用支撑。
但东吁不一样。
东吁的矿产固然有。
朱燮元的情报中提到过掸邦高原边缘的银矿带和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铜砂。
但这些矿要么是东吁人自己都没有大规模开采过的野矿，要么是开采了但道路不通、冶炼粗陋、产量极低的小矿坑。
明军打下来之后，光是勘察矿脉、修建驿道、架设冶炼炉、招募矿工就得花上至少一年半载的时间。
在此之前，东吁本身产生不了多少直接的经济收益，战后的驻军和行政开支反而要先倒贴一大笔银子进去。
因此短时间内，这八百万两银币是收不回来的。
朱由校心里对这一点比谁都清楚，他之所以在李汝华面前说得那么笃定，是因为他需要给户部尚书一个能说服自己、也能说服内阁的理由。
但他自己并不会天真到以为东吁能像倭国那样在战后迅速变成大明的白银提款机。
朱由校打算让这个国债主要发五年的国债，三年国债为辅，一年的国债只占不到一成。
五年期国债对应的是东吁平定之后第一批基础设施。
矿山、驿道、屯田、港口。
从无到有建成并开始产生稳定收益的时间周期。
三年期国债对应的是战后初期就能变现的一部分收益，比如战利品的折价变卖、东吁国库的抄没充公、以及战后头几批移民屯田所缴纳的赋税。
而一年期的短期国债只安排极少量，主要是给那些手里有余钱但又不愿意压太久的小商人们一个参与的机会，同时也给国债市场上提供一个短期周转的工具。
五年期为主，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考量。
这个年限不算太长。
放在商业借贷中也只是中等偏上的还款周期，商人们还能看得到自己活着收回本息的那一天。
但也不算太短，足够朝廷在东吁完成从军事占领到经济压榨的初步转型。
五年之后，如果东吁的经营走上了正轨，朝廷的财政状况也足够宽裕，这笔国债到期时自然可以轻松兑付。
如果东吁的经营出了什么意外，也还有时间再做调整。
不过朱由校稍微提高了一点利息。
一年期国债的利率定在年息四厘，三年期定在五厘，五年期定在六厘。
这个利率放在民间借贷市场上不算高。
民间钱庄的放贷利率动辄月息三分、年息三四成。
但国债有朝廷信用背书，没有赖账风险，对于那些不愿意承担商业风险的大宗闲置资金来说，六厘的年息已经足够有吸引力了。
更何况他还特意在国债章程里加了一条：
凡认购国债满一定数额者，战后东吁的商业开发中享有优先承揽权。
这条附加条款对于商人来说，远比那几厘利息更诱人。
至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国债...
别逗了。
这个世道，谁会将希望压在三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的事情，谁知道？
一场大疫、一次天灾、一回边患，都可能让一个家族三代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把银子借给朝廷等三十年再还。
这和把银子沉进西湖里有什么分别？
也就是后世的房地产，才能如此压榨百姓了。
把几代人的积蓄榨出来锁进一套水泥盒子里，每个月从工资里划走一半还贷，还上三十年才算真正属于自己。
这种跨越漫长生命周期的金融盘剥，放在大明朝的百姓眼里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们连明年收成好不好都不敢打包票，凭什么相信自己三十年后的收入能覆盖今天的借款？
朱由校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自然比谁都明白这种长期借贷的逻辑是怎么运作的，但他也同样明白，这个时代的民间资本还没有被驯化到愿意接受那么长周期的回报。
五年已经是极限了，十年以上，那就是白送。
不要将大明的商人、百姓当成傻子。
不过即便是五年、三年的国债，恐怕那些商人还是有顾虑的。
顾虑的根源不在于利息不够高，也不在于朝廷的信用不够硬，而在于这笔钱的用途让他们心里没底。
商人们清楚。
国债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朝廷提前从他们口袋里借钱花，花的这个钱是用来做正经事的，还是用来打水漂的，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
征倭的国债之所以卖得好，一方面是因为朝廷用武力证明了它有能力打赢那场仗，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因为倭国有银矿这个肉眼可见的回报摆在那里。
但东吁有什么？
密林、瘴气、象兵、毒箭。
在大多数北方商人的印象里，东吁就是一片被诅咒的蛮荒之地，钱投进去能回来吗？
不过朱由校丝毫不担心这个国债卖不动。
原因很简单。
在改革的时候，他养起了一大堆的皇商。
那些跟着朝廷在朝鲜废藩设省的过程中大发横财的商人。
靠着往朝鲜贩卖大明的丝绸、瓷器、铁器和药材，再从朝鲜收购高丽参、貂皮、东珠和海产品运回大明，赚得盆满钵满。
那些随着察哈尔部归附而拿到草原贸易特许权的商号。
把大明的茶叶、盐巴、铁锅和布匹卖到蒙古各部落，再从草原上换回成群的战马、牛羊和皮毛。
那些跟着水师跨海征倭之后留在倭国做生意的商队。
把大明的丝绸和铜钱运到倭国，把倭国的白银、漆器、倭刀和东瀛婢运回大明，光是这条线上的贸易量就在短短一年多里翻了好几倍。
那些在朝廷放开海禁之后拿到南洋贸易许可证的广东、福建海商，驾着新式大海船往来于大明与南洋各国之间，贩卖丝绸和瓷器换回香料、象牙、乌木和犀角，利润高得惊人不亚于直接开采一座银矿。
这些皇商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财富和特权，全是皇帝给的。
没有皇帝的许可，没有朝廷的特许经营牌照，他们什么都不是。
他们能在朝鲜草原和倭国日进斗金，靠的不是自己的本事有多大，而是大明的军队在前面开路，大明的制度在后面托底，大明的皇帝在中间给他们挡风遮雨。
还有那些被喂得饱饱的宗王们。
福王朱常洵光是倭国航线上的大船就买了好几十艘，一年的利润三百万两出头，给皇帝分了四成半还觉得自己吃了亏。
这笔账朱由校心里清清楚楚地记着呢。
瑞王、惠王、桂王三位即将就藩倭国三港的亲王，还没动身就已经在福王的指引下把生意网络铺到了倭国各大名跟前。
这些天潢贵胄们在太平年月里是朝廷的禄米负担，到了朱由校手里却都被改造成了大明的血包。
作为大明的血包，在大明有需要的时候，自然得出力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他们在皇帝的庇护下赚了那么多银子，现在朝廷缺钱了，他们不出谁出？
至于谁敢不出力？
朱由校对此丝毫不担心。
这些商贾、宗王，哪里有完全干净的？
锦衣卫手上早就攥着这些人的把柄，每一家发家做了些什么逾制的事情，哪些账目有可以追究的痕迹，都在北镇抚司的档案库里有据可查。
敢阳奉阴违，朱由校就不用他们来买国债了，而是自取。
只不过这个自取的方式，不是客客气气地请他们来开会商量，而是通过抄家灭族的方式。
从嘉靖到万历，从扬州盐商到江南织造，从九边军头到沿海私商，朝廷有多少年没抄过这些人的家了？
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留着他们过年吗？
锦衣卫养了这么多年，不能光查小官的鸡毛蒜皮，也得办几桩惊天动地的大案才能让天下人看清楚，跟皇帝讲条件是什么下场。
朱由校不介意拿一个不开眼的皇商祭旗，杀鸡儆猴，第一只猴子就会立刻乖巧地把钱袋子解开。
当然，除了皇商是大明血包之外，朝鲜、倭国的贵人们也同样如此。
朝鲜国中那些在李珲被圈禁之后主动归附大明的两班贵族，为了保住自己在地方上的田庄和奴婢，早就把大量的银子转移到了大明的钱庄里存着，这些钱都是朝廷随时可以动用的隐性储备。
倭国那边，明面上已经归顺大明的各藩大名，岛津家、毛利家、前田家，每年都要向朝廷设在京都的驻倭总督府缴纳数额不菲的贡银和军饷分摊。
这些贡银名义上是“协防费”，实际上就是朝廷向战败国征收的变相税赋，朝廷下令他们买国债，他们也只能乖乖掏钱。
总之，大明的国债，他们得拿着。
朱由校在国债发行章程的末尾亲笔加了一条。
国债非强迫，各商号可按财力自决认购份额，然凡持有朝廷特许经营牌照之皇商，每年至少须按上一年度纯利的一成认购国债，不得以任何理由规避。
这一成纯利不是捐给朝廷的，是借给朝廷的，五年后连本带利还给他们。
这个区别很重要，它把“摊派”包装成了“投资”，既给了商人面子，也给了朝廷里子，更堵住了那些整天喊着“与民争利”的言官们的嘴。
实际上朝廷要的就是他们兜里的银子，而他们需要的则是朝廷在需要银子之后还能继续让他们赚银子的那份许可，两厢情愿，皆大欢喜。
当然...
债滚债，大明其实不需要还什么钱的。
最后再等着通胀...
朝廷要还的钱自然就更少了。
反正...
和朱由校玩金融游戏？
朱由校能把这些人玩到死！
...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水西。
大方城。
大方城外的官道上，一支五百人的队伍正缓缓前进。
官道是几个月前秦良玉刚让人重修过的，路面铺了碎石，两边挖了排水沟，在这潮湿多雨的山地里已经算是极体面的路了。
但即便如此，雨水连日浸泡之后路面依旧泥泞不堪，马蹄踩下去能陷进半个蹄子，拔出来时带着一股黏稠的黄泥浆。
队伍前头有人扛着旗，旗上写着“云南都指挥使司陈”几个字，正是陈奇瑜的认旗。
旗面被雨水打湿之后耷拉下来，黏在旗杆上无精打采地垂着。
陈奇瑜穿着一身靛蓝色的武官公服骑在马上，走得很慢，因为他的马已经换第二匹了，还是打不起精神。
他从陕西出发一路南下，在秦岭的盘山道上颠了好几天，紧接着又钻进了贵州这无穷无尽的喀斯特山地里，沿途山川险道、狭径悬崖，他几乎没怎么下过马，屁股上的皮都快磨破了。
此刻虽然是三月，但此地已经是闷热无比了。
水西的春天跟北方的春天完全是两回事，北方三月还是乍暖还寒，水西三月却已经闷得像蒸笼。
空气中含满了水汽，一团一团地黏在皮肤上，衣服穿在身上不一会儿就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而且时常下着雨，潮湿无比。
雨水从树叶上滴下来，滴滴答答地打在头盔上、肩膀上、马鞍上，日夜不停。
那雨不是什么倾盆大雨，是那种细得像针尖一样的毛毛雨，下得不大却永无止歇，仿佛整片天空就是一块拧不干的湿抹布。
在这种天气里行军，所有人的衣物被褥都是半干半湿的，晚上扎营的时候篝火也很难生起来，官兵们只好就着冷干粮啃，连口热水都喝不上。
沿路猛兽极多，大虫、蟒蛇，还有讨人厌的蚊虫、水蛭。
前天傍晚扎营的时候，一个白杆兵在溪边打水，弯腰的工夫就觉得小腿上一阵刺痒，卷起裤腿一看，一条拇指粗的旱蚂蟥已经钻进去半截，身子还在外面一扭一扭地往皮里钻。
那士兵骂了一声，从腰间拔出匕首，把蚂蟥连着皮肉一起剜了出来，溪水瞬间被染红了一小片。
夜里帐篷外面的山林中不时传来几声低沉的虎啸，那声音隔着浓雾传过来显得格外阴森。
随行的五百白杆兵虽然都是老兵了，却也不敢掉以轻心，营地的哨岗加了双倍，篝火也分成好几堆烧得旺旺的，防止野兽靠近。
这一切让陈奇瑜等人苦不堪言，却也让孙传庭对这种传说中瘴疠遍地的蛮夷之地有了直观的印象。
然而艰难归艰难，沿途的景象却让袁崇焕看出了另一层端倪。
他骑在马上，目光透过细雨织成的薄幕望向官道两侧的田野和村寨，观察了良久之后缓缓说道：
“不过，看来这水西是彻底平定了，沿路看到许多官员在丈量土地。”
官道两侧每隔一段就能看到几个穿着青布官服的吏员带着当地土民拿着麻绳和木尺在田地里丈量，有的人正蹲在田埂上用炭笔在木板上记数，有的正跟几个包着头巾的土民比划着解释什么。
这些丈量土地的吏员大都是从四川布政司临时抽调的，口音带着川腔，跟当地土民说起话来需要连比带划。
但好在水西平定已经数月，各村寨的人心渐渐安定下来，有军威持续的监督在，这些土民虽然面上还有些畏畏缩缩，却也配合着登记田亩边界，不再偷偷藏匿不报。
“不错。”
陈奇瑜点了点头，他也在看那些丈量土地的吏员，心中对秦良玉的敬佩又多了几分。
水西的地势他是熟悉的。
这一路上他已经看够了延绵不绝的峰丛、漏斗和盲谷，每一片可耕的坝子都藏在山缝深处，想要在这片土地上推行与内地一致的田亩清丈和赋税制度，需要的是耐心和力量同时到位。
而眼前这些吏员踏在烂泥田里却仍旧一笔一画记着数，可见军威慑住了不从命的人，善后章程也稳住了愿意归附的人。
“秦经略忠心体国，能力不俗，这水西、永宁能够这么快平定，秦经略功不可没。
奢安盘踞水西十数年，攻城略地，杀戮无数，朝廷前后派了多少督抚都没能彻底摘掉这颗脓疮。
秦经略一出手便将奢安二贼生擒于大方城外，这份功绩放到大明朝任何一代都是封侯拜将的资格。”
他们说话的这段时间里，大方城的轮廓已经在雨雾中渐渐浮现出来。
城池不算雄伟。
城门外的示众木桩已经拆除了，但城墙石缝里残留的暗色血渍至今还没有被雨水完全冲净，走近了还能闻到一丝似有若无的铁锈腥气。
在城门口迎接他们的正是秦民屏。
秦民屏穿着一身半旧的靛蓝武官袍站在城门口，身后跟着几个白杆兵亲卫。
他与秦良玉有几分神似，眉宇间带着军中将领特有的利落沉稳，见了陈奇瑜便抱拳行礼，引着一行人穿过城门洞。
很快众人在简陋的经略府中见到了秦良玉。
经略府厅堂陈设极为简单，墙上挂着几幅舆图，案上堆着半尺来高的公文，角落里搁着一个炭炉煮着水，炉边摊开一双刚刷了一半泥还没晾干的军靴。
任谁走进这间屋子都会明白，这位经略使的日子过得跟她在军营里没什么区别。
“拜见经略公！”
秦良玉抬手示意他们坐下，开门见山地将征东吁左中右三路大军的进展简要通报道：
“诸位，沐启元授首之后云南后方的阻碍已经基本扫除，征讨东吁的战事部署正在快速推进。
中路军方面，云贵川湖总督朱燮元已经率军至新化州，大概再过月余便能收拢不少边境土司兵。
右路军方面，泗城州狼兵六千人、南丹州狼兵三千人、东兰州狼兵三千人已抵达临安府，随时准备进军车里。”
她说罢叹了一口气，面露忧色。
“唯独我左路军主力尚在水西，迟迟未能开拔，直恐误了陛下会师的大计。”
陈奇瑜听到这里便接过话头宽慰秦良玉。
“经略公勿忧，我等前来，便是来接替经略公在水西改土归流的。”
秦良玉微微一怔，看着他问了一句：
“你不是去接任云南都指挥使吗？”
陈奇瑜点了点头，把众人的职务一一指认清楚。
“我是云南都指挥使，伯雅是去做昆明知府，但我这里还有两个人，元素和建斗。”
他将卢象升和袁崇焕推到身前。
二人从陈奇瑜身后迈步而出，朝秦良玉躬身行了一礼。
卢象升身量颇高，肩宽背厚，面色黝黑粗糙，颧骨高耸，两道浓眉像是用墨刀裁出来的，压在一双沉静而锐利的眼睛上方。
他整个人站在那里，就像一柄被粗布裹着的铁尺，看不出什么锋芒，却让人不敢轻视。
袁崇焕比他矮了小半个头，身形清瘦，面容斯文白净，颔下蓄着一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须，目光温润却并不柔软。
这两人一个是山西汉子，一个是广东书生，气质迥异，并肩而立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仿佛两把刀鞘材质不同、形制各异的刀刃，却同样淬过火、开过锋。
陈奇瑜指着卢象升道：
“这位是卢象升，字建斗，山西人，原陕西廉政司佥事。”
又指向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