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战地医疗，人们总能想起南丁格尔这个名字，但只论对战地医疗的贡献的话，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俄罗斯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并不比南丁格尔低多少，甚至说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更高一些。
皮罗戈夫1810年出生在莫斯科，十四岁就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二十五岁便成为多尔帕特德语大学的教授，后来担任位于圣彼得堡的军事医学院的外科手术教授。1847年，他在高加索地区担任随军医生，在那里首创使用乙醚，成为第一个在战地手术中使用麻醉术的外科医生。
在1847年至1852年间，他在几份俄语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使用乙醚的好处，但是在俄罗斯以外却没有几个医生知道他的文章。皮罗戈夫强调，让刚被送到医院的病人吸入乙醚，除了能缓解疼痛和惊恐外，还能让他们保持镇静，防止昏迷，这样有利于外科医生更好地判断哪些人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哪些人可以再等一会儿。
使用麻醉术极大提高了皮罗戈夫和他手下外科医生的工作效率，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通过同时在三张手术台上做手术，每天工作七小时，他们可以完成超过一百个截肢手术（批评者说他运行的是一个“工厂系统”）。
与此同时，他在给伤员截肢时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截口都比其他医生选得更靠下，尽量把创口和失血降到最低，他知道手术后失血过多是最严重的一个威胁。最为重要的是，皮罗戈夫清楚感染的危险（他以为是来自被污染的雾气），特地将那些手术后伤口干净的伤员和另一些伤口化脓、有坏疽症状的伤员分开。
通过这些首创的措施，皮罗戈夫实现了比英军和法军医院都高的存活率，其中手臂截肢的伤员中，65%能活下来；大腿截肢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最危险也是最常见的手术，皮罗戈夫的存活率是25%，而在法军和英军医院里，只有十分之一的伤员在接受手术后能活下来。
另外相较于俄罗斯人和法国人，英国人对麻醉的使用远不是那么热衷。在即将从瓦尔纳启程前往克里米亚时，英军军医总管约翰·霍尔医生签发了一份备忘录，警告军队外科手术医生“不要在治疗严重枪伤时使用氯仿……因为不管看上去多么野蛮，受到刀扎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听到一个人狂喊比看着他静静地沉入坟墓好得多”。
米哈伊尔只能说这种脑回路也是神了……
除此之外，对于麻醉这项新技术，英国医学界的观点有分歧，有些人担心使用氯仿会松懈病人的斗志，另一些人认为在战地手术期间使用麻醉不现实，因为缺乏有资格的医生来监督实施。这些态度还和英国人将忍受痛苦作为男子汉气概表现的奇特想法紧密相关。
一种十分常见的想法是英军战士更能忍受痛苦，一位医生在克里米亚写下的文字便体现了这一点：
“还没有人真正描述过战士们的胆量。他们笑对痛苦，极少会因面对死亡而屈服。精神战胜身体，真的极不平凡。如果在家里手脚被拉断或是压坏，被送来时肯定就已经晕倒，或是恐慌得六神无主了；
但是在这里，当他们带着一只晃荡的手臂，或是被打烂的手肘进来时，他们会说：‘医生，请您快点，我的情况还不太糟糕，我还能再回去！’这些勇敢的人，许多只用一条浸了冷水拧干的毛巾裹上残肢，就爬回战场，不管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弹丸掀起脚边的草地，继续观察战事进程……”
吃苦耐劳这一块……
不过说真的，米哈伊尔在后方的战地医院待了这么久，他已经看到过不知道多少伤员痛的几乎失去理智，乃至不断的晕厥，再不断的疼醒。如果这些士兵知道麻醉术是什么又知道这些医生为何不给他们使用，大概他们起手就得是一句我操你妈……
而除了麻醉和截肢以外，那位皮罗戈夫医生战地医疗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首创的伤病员分流系统。
由于受伤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他设置一个简单的分流系统，根据伤病们的伤势情况确定接受治疗的优先级别，其中受了重伤急需救治，依然能救活的，马上送到另一个房间尽快接受手术；只受了轻伤的，让他们领一个号码，然后去旁边的军营等待，直到外科医生有时间处理他们的伤口；
已经无法救活的伤员被送到一间休息室，让他们在那里休息，由医疗看护、护士和神父照顾他们，直到死去。
这套最早且貌似简单的战地手术系统，其它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赶上。
毫无疑问，这套简单的分流系统十分有用，既能利用有限的人力最大程度的救治伤员，也能防止交叉感染，阻止传染病传播。
正因这套分流系统高效且简单，尽管在最开始的时候，英国、陆军的医疗人员对于米哈伊尔这个外行人的建议简直不屑一顾，但当他们真的试探性地用了用这套分流系统之后，他们便默不作声地接受了这套系统，进而对伤兵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
但作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和所谓的专业人员，他们显然不可能采取米哈伊尔的所有建议，事实上，他们无视了米哈伊尔的不少建议，他们绝不可能让一位外行来指导他们的工作。哪怕他的建议确实有一定的益处。否则的话，他们的权威何在？又有谁能来为这件事负责？
在没用外力作用干涉下，最后的方式便是根据过往的那些经验来维持现状。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比起法国后勤系统的相对高效，英国的后勤简直糟糕到可怕。
最为直观的一点便是对待伤兵的方式，法军的医院较为干净，同时还有一批专业的护士，并且法军在离前线不远处建立了救治中心，同时在每一个团配置卫生兵。他们受过急救训练，被称为“士兵包扎员”，能够在战场上为战友提供协助。
英军则是要把伤病员从克里米亚送到斯库台，这中间足足有五百公里的路程。英军指挥官拉格伦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完全是以军事作为出发点的（“不要让伤员妨碍战斗”），当手下人抗议不适合让伤病员做这番长途旅行，而应该立即给予救治时，他一点也听不进去。
于是伤病们只能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前往医院，其中三分之一的乘客在抵达斯库台之前就已经死去了……
除此之外，英军所面临的难题众多，医院的问题只是开始。所有物资必须得到后勤部文书的批准之后才能离开码头，这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包括各种表格和授权等，所有文件必须一式三份。一箱箱的食品和草垛可能在岸边待上几个星期，都已经开始腐烂了，低效率的官僚却还没有完成识别和批准它们被送走的程序。
而战争到了如今这个阶段，刚刚打了一场胜仗的拉格伦压根无心关注伤兵的事情，他只想乘胜追击，而只要他打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那么其它一切损失都不足挂齿。
到头来，还是拉塞尔他们这些记者写起了英军后勤的状况和英国伤兵的待遇，并把文章寄回伦敦，希望通过公众舆论的压力让英国的相关部门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就在前线，英军、法军稍作休整之后便继续向前推进。在阿尔玛河战役过后，俄军被迫撤往塞瓦斯托波尔，联军则是乘胜追击，开始包围俄军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到了10月9日，围城战开始，等到10月17日，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炮击，可这次炮击的结果并不理想，联军舰队一共发射了约五万发炮弹，却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破坏，陆地上的战果同样不佳，几乎没用任何推进。
而对于俄军方面来说，第一天的炮击打破了联军在阿尔马胜利中建立起来的神话。忽然之间，敌人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俄罗斯人重新获得了希望和自信。
在扛过了第一天的炮击之后，俄军决心打破围困。他们的计划是进攻巴拉克拉瓦，切断英军补给线。
到了10月25日，俄军发起突袭，迅速攻占了联军防线的数个多面堡，占领了堤道高地的土岗，直接威胁到了巴拉克拉瓦港。
但当俄军想要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时候，英军的增援赶到，俄军骑兵没有胆量重新发起冲锋。巴拉克拉瓦保住了。
可就当俄军放弃目标，返回营地之时，在萨坡恩高地观战的拉格伦和他的参谋们注意到俄军正在把堤道高地上土岗内的英军大炮牵走。据说威灵顿公爵在战斗中从未丢过一门大炮，这是他在英国军事集团内的崇拜者们一直想保持的一个神话。
如果英军大炮被俄军缴获，送到塞瓦斯托波尔街头当作战利品展示，这一景象对拉格伦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立即向英军的骑兵指挥卢肯勋爵发出命令，让他夺回堤道高地上的土岗，并保证刚刚抵达的步兵会为其提供支援。
卢肯在他自己所处的位置看不到联军步兵在哪里，认为自己指挥的骑兵不应单独作战，于是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里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拉格伦越来越担心被俄军俘获的大炮的下落，口头传达了第二道命令给卢肯：
“拉格伦勋爵希望骑兵快速向前行进——追击敌人并尽力阻止敌人将大炮带走。骑马炮兵可以随行。法军骑兵在你左翼。立即行动。”
这道命令不仅不清楚，而且很奇怪，卢肯完全不知道应如何理解才对。由于误判了战场上的形势，卢肯最终向轻骑兵旅旅长卡迪甘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卡迪甘指出让轻骑兵冲向一个被敌人火力三面包围的峡谷是疯狂之举，但是卢肯坚持他必须服从命令。
最终，轻骑兵旅旅长卡迪甘勋爵率领六百多名轻骑兵，向山谷尽头的俄军主炮兵阵地发起了冲锋。
这是一场极为荒唐又貌似悲壮的一次冲锋，荒唐之处在于这座峡谷的三面早已被俄军包围，正面及两侧多达三十门大炮，这么多骑兵发起冲锋简直就是再明显不过的活靶子。
貌似悲壮之处则在于这幅场面过于荒唐，以至于让人想起了向风车发起冲锋的堂吉诃德……
很快，俄军的三十多门大炮朝这一支轻骑兵开火，尽管这支轻骑兵伤亡惨重，但仍冲入俄军阵地并击退了部分炮手，但很快就因兵力悬殊被迫撤退。
在同一时刻，像拉塞尔这样的记者以及英国女士们和其他观战者，正在萨坡恩高地上一起看着轻骑兵旅的战士们三三两两地往回撤退，许多都受了伤。
观战的英国女士们只觉这一幕是如此的令人恐惧，但拉塞尔却是怀着强烈的疑惑和愤懑记录着这场完全不合理的冲锋，他压根不明白英军指挥官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策，但他已经将这一幕记录了下来并且准备寄往《泰晤士报》。
而就在拉塞尔将他那些描写英军糟糕的后勤制度和战略决策寄往伦敦的时候，伦敦却是在前段时间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讨论，至于这场讨论的中心，自然就是米哈伊尔目前正在伦敦连载的那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