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让我看看南丁格尔小姐和柏拉斯本立基夫人不时递交给赫伯特夫人的账目？尽管，我接见了许多军官，了解了战场情况。可是，我并不知道伤病员的详情。很自然，我对前者比任何人都关心。
告诉赫伯特夫人，我希望南丁格尔小姐和那些女士们告诉那些可怜而又高贵的伤病员，没有人比他们的女王更关心他们，更能感受到他们的苦难。更羡慕他们的勇气和英雄行为。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她无时不在想着她心爱的军队。亲王也是如此。请赫伯特夫人把我的话传达到那些女士们那儿。我明白，那些尊贵的人们会珍视我的同情的。”
——维多利亚女王写给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的信，12月6日。
当俄国的冬将军在克里米亚正式对英法盟军展开袭击之后，后方的医院无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当中。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哪怕是在这种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事实上，在原本的历史当中，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南丁格尔在后方医院的领导位置一直都不太稳固。
她的性格并非大众认为的那样和蔼可亲，而是一位极其强势、目标导向明确的管理者，再加上身上肩负的沉重压力，她一直未能抽出时间跟手下的人解释、磨合和沟通。正因如此，她与护士团队的关系复杂而紧张，在一些护士那里，南丁格尔被评价为“坏脾气且独裁”。
与此同时，南丁格尔率领的38名护士是背景各异的“杂牌军”，管理难度极大，内部冲突不断。
就像以弗朗西斯·布里奇曼嬷嬷为首的修女团，与南丁格尔因权力、阶级和身份认同产生严重分歧。布里奇曼认为她“野心勃勃，不可信赖”，最终甚至拒绝了她的领导邀请。
但现在的话，米哈伊尔多少是帮助南丁格尔梳理了一下军队里的复杂人际关系，也帮助她搭建了后方的管理体系。
除此之外，米哈伊尔同样承担了一部分跟俄国伤病员沟通乃至组织一部分人照顾俄国伤病员的工作。
简单来说，克里米亚战争作为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同时也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的战争，战场上交战双方靠战场使者传信，在战斗间隙，双方会同意停火以便转移尸体、救治伤员。哪怕俘虏了对方的伤员，也会给予一定的人道待遇。
俄国那边会这样做，英国、法国这边同样如此。
在战争后方医院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俄国伤兵跟英法这边语言不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是被进一步放大，甚至产生了一些恶性事件。一来二去之下，米哈伊尔这位精通三方语言并且愿意冒着危险待在医院的人，自然是成了再合适不过的中间人。
在这样的忙碌当中，尽管后方医院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但好歹是已经初步稳定了下来。
当难得的闲暇时间到来后，南丁格尔也是不止一次的向米哈伊尔道谢，并且由衷的说道：“若不是有您的帮助，事情绝不会像现在这么顺利。不过据我所知，伦敦许多人对您抱有很大的误解，这实在是有点不应该……”
从舆论上来说，当南丁格尔刚刚来克里米亚时，她就已经成了英国人眼中的救星，关于她的任命、议会的决定、官方的指使等消息不胫而走，在英国无疑是引发了一阵轰动，传为佳话，人们从未见过如此杰出的女性。
但有关米哈伊尔的舆论，事到如今无疑是要复杂的多，米哈伊尔特殊的身份和处境自然是给他带来了特殊的舆论，再加上他又写了那样一部小说，人们对米哈伊尔的评价无疑也是格外的复杂。
当然，这也在米哈伊尔的意料之中，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在战后才开始称赞当初的反战者，当硝烟散去，幸存者必需面对废墟，为无意义的牺牲寻找意义时，那些曾经被唾弃的反战声音，也就成了集体反思的现成道德资源。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就像一战前的罗曼·罗兰，顺带一提，罗曼·罗兰不仅关注世界和平，他们还特别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罗曼·罗兰发表了《快援助啊！捉住凶手！》的声明，表示对中国深深的关切。
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甘地等世界知名学者联名发表声明，提议全球人民组织志愿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出卖军火给日本，停止一切能帮助日本侵略行为的合作。
这固然没办法真正的阻止这场战争，但你显然也不能说他们的行动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是创造了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而能有现在的局面，米哈伊尔其实还是挺满意的。不过他也是时候该回家看看了。
但具体应该什么时候走呢……
米哈伊尔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面对南丁格尔的感谢，他也只是笑着摆了摆手：“您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这当然并非一句客套话，没有南丁格尔这位女士在，米哈伊尔压根不可能在医院进行任何行动，包括现在，他也就是起到了一点辅助的作用。而这也正是他目前的身份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就在米哈伊尔继续在后方医院里忙碌并且思考应该什么时候离开的时候，在伦敦，拉塞尔等记者的报道和米哈伊尔的小说无疑正在进一步点燃英国公众的情绪。
在1855年初的冬天，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所遭受的苦难已达到惊人的顶点，拉塞尔在报道中描写了伤员到达巴拉克拉瓦的场面：
“他们被捆绑在从法国人那儿租来的毛驴身上，排成了鬼一般的长长的队伍，甚至连想象力丰富的诗人也无法想象得到……双目紧闭，张着嘴，脸瘦得像鬼一样。他们两人一排，在霜冻的空气里从嘴里冒出微弱的气流，依稀可见他们还活着。
有一个人令人感到恐惧，一具死尸，僵硬地、直挺挺地拴在毛驴身上的鞍座上……很显然，这些战士在到达码头的路上已经死去……我看到另一个人手上挂着皮和肉，骨头插在寒冷的空中，没有衣服，没有覆盖物。”
如果说拉塞尔的报道是在物理层面上展示普通士兵们所承受的苦难的话，那么《文学旬刊》在1月1日连载的最新一期小说，则是让英国人更加清楚的从精神层面上感受到普通士兵的痛苦。
小说连载到现在，主角保罗身边那些有血有肉的战友已经一个接一个的死去，那些曾令英国读者感到惊奇乃至会心一笑的士兵就这样彻底逝去了，主角保罗的精神也在渐渐麻木，而最新一期同样写到了医院的恐怖场景：
“……他们的皮肤变得惨白，四肢僵硬，最后只剩下那双死死瞪着、倔强地不肯闭上的眼睛。许多伤员的四肢像烂泥一样挂在骨盆上。在这些无尽的恐怖面前，任何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
让人根本无法相信的是，在这些支离破碎的躯体之上，居然还顶着一张张人类的面孔，在日复一日地熬着日升月落的无尽折磨……
如果这等惨剧都能堂而皇之地发生，那人类曾经写下的所有文字、做过的所有事情、思考过的所有道理，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切必定全都是建立在谎言和虚无之上的；既然一千年的所谓文明，都无法阻止这成堆的血肉横飞，无法阻止这成千上万座装满痛苦的活人牢笼，那所谓的人类文明，根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我还年轻，我才二十岁。但在我原本应该拥抱生活的年纪，我了解了的那些生命，就只有绝望、死亡、恐惧，以及那些覆盖在无尽悲伤的深渊之上的、愚蠢透顶的肤浅。我看到各个民族被驱赶着互相残杀，那些互不相识的人们在沉默中、无知中、愚蠢中、顺从中、无辜中，杀人或者被杀……”
人类文明的尽头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能走向彻底的和平、每个普通个体也都能得到极大的自由和发展吗？
还是走向彻底的奴役和压迫？战争和不公永无休止？
米哈伊尔的最新一期小说在让一些人产生这样的追问的同时，依旧助长了英国公众本就没有停歇下来的焦虑情绪和愤怒情绪，也让一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愈发感到恼火。
毫无疑问，英国公众舆论的矛头主要对准的这一届的阿伯丁政府，批评和指责几乎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军方和内阁部分成员强烈要求封杀《泰晤士报》，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等高层更是公开咒骂报社及其记者“帮助俄国人”。政府内部甚至认真研究过以“煽动性诽谤罪”起诉报社。
但在如今这一时期的英国，对于像阿伯丁和帕麦斯顿等老派辉格党人来说，言论自由是其政治信条，实施高压手段会动摇自身的道德基础。况且《泰晤士报》在英国也称得上盘根错节，轻易动弹不得。
可他们真要继续容忍一个身份特殊的外国人继续在这场风波里跳下去吗？
而且毫不夸张的说，来自一部小说的“虚幻”力量，甚至要比那些真实报道更持久、更有力量。
新闻报道的只不过是笼统的场面和人数，引发的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愤怒和同情，但一部小说却是能让公众真正的代入乃至共情那些普通士兵……更何况那位文学家还在里面掺了很多令人不安的东西……
在一月中旬的某个寒夜，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里，煤气灯烧的正旺，长桌边坐满了人，这里的空气多少显得有些浑浊而沉重，坐在这里的人脸上的神色更是有些阴郁和疲惫。
前线的状况显然也令他们陷入到了忙碌当中，而与此同时，来自内部的指责和压力更是令他们身心疲倦。
此时此刻，在商议完其它很多议题后，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率先抛出了一个新的议题，并且一下子就让在场的众人沉默了下来：
“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把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是静等事态的变化了。那么我们还要忍耐该死的《泰晤士报》多久？我们在一刻不停地做事，他们在一刻不停地发布不利于政府和军队的报道……再这样下去，等到事态扩大，我们在场许多人的政治信誉就要彻底破产了……”
“能怎么办？关掉它？起诉它？在如今这个关头？”
一位内阁大臣神情紧绷地回道：“你难道觉得公众光是批评还不够，所以想让他们上街游行吗？据我所知，伦敦的一些工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对声音格外的大，甚至想要采取一些行动，你希望1848年发生的事情再来一次吗？”
“工人？这就是那个比《泰晤士报》更该死的文学家的功劳了。”
说到这里，克拉伦登忍不住冷笑了一声：“他写的东西要比《泰晤士报》上面的报道更过分，我相信你们或多或少都看过那位文学家写的东西，你们难道还看不出他的险恶用心吗？
《泰晤士报》归根到底还是支持这场战争的，至于他，我看他就是在借着这个机会煽动底层的不良情绪，披着一层批评的外衣来宣传他那些不着边际的想法。战争哪有一个小小的文学家想的那么简单？而且你们要知道，如今整个英国无论在哪都有人正在看他的小说……”
谈到这个问题，场上终于有人支持他了，不过依旧在顾虑这样一个问题：
“但依旧是同样的问题，他在英国的名气很大，而且在这场战争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反抗俄国暴政的英雄和斗士，我们如今再有所行动，那……”
那英国岂不是跟俄国一个档次？
“我们只要向公众揭露他的真面目即可。”
突然，内阁中的一位重要大臣帕麦斯顿开口说道：
“自始至终，我都觉得这位文学家的立场非常模糊。尤其是在战争之前，我曾经亲自邀请过他，想听一听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但他却以其他事情为由，拒绝跟我见面。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被一位文学家拒绝。”
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帕麦斯顿明白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培养与报刊的关系并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传达理念。长期以来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也在争取和培养跟报刊的关系。
对于这场战争，虽然他的文学的兴趣一直都不大，但这并不妨碍他觉得这位文学家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对象。
现在看来，影响确实是有了，但对于帕麦斯顿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主战派来说完全就是负面影响。
他所希望的战争可不仅仅只是攻陷赛瓦斯托波尔要塞这么简单，而是要对俄国进行更彻底、更深入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