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你现在去求的普鲁士人，到时候都得排队来求你。”
诺贝尔的瞳孔微微震荡。
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中国人比他更懂战争的生意经。
他研究炸药是为了科学，是为了改变采矿和工程的方式。
而眼前这个人，冷静得像一个智计深沉的政客，每一步都在算三步之后。
从瑞典到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普鲁士，从普鲁士到美国。
悄然之间，一张棋局已经布过了半个地球。
如果不是确实知道对方的年龄以及身份，他真怀疑坐在自己对面的是来自中国的一名多年的政治家。
“普鲁士那边，”诺贝尔终于开口，“我父亲跟克虏伯公司的关系很深。如果达纳炸药能用在克虏伯的后装线膛炮上作为炮弹装药，那将是改变欧洲炮兵格局的技术突破。”
“但普鲁士人非常谨慎，没有至少半年的测试，不会贸然列装新炸药。”
卢川宁很是直接道：“那就给他们看测试。加里波第的西西里之战就是测试场，美国南北战争就是我们最大的展销会。”
“诺贝尔先生，您需要清楚一件事，现在在你手里拿着的不是普通炸药，而是可以改变世界战争方式的钥匙。”
这番话说的激动人心，但诺贝尔心中却没那么大的起伏。
硝酸甘油，是他研究了半辈子的东西。
他比任何人都懂这个新炸药的价值。
“卢先生，你们光复军已经有了硅藻猛炸药，为什么还要让我在瑞典成立公司？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在欧洲申请专利，自己销售。”诺贝尔忽然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朋友。”卢川宁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在欧洲，在这个时代，中国人不会成为军火商的首选合作伙伴。”
“我们需要一个瑞典人，一个有良好声誉、科学世家背景的瑞典人站在台前。”
“诺贝尔先生，您是科学家，不是政客。您不需要理解中国的革命。”
“您只需要做您最擅长的事：制造最好的炸药，卖到最需要它的地方。”
“而我们需要的是，欧洲的大门不向我们关闭。”
诺贝尔的手指，敲着桌面，沉默了下来。
咖啡凉了，窗外的雾气变成了细细的雨丝，打在塞纳河上，溅起密密麻麻的涟漪。
他忽然觉得自己被卷进了一股看不清方向的巨大暗流。
这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中国人，和他的国家，正在做一件欧洲人无法理解的事。
他还没有摸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但有一件事他很确定。
这个人，将诺贝尔家族拉出了深渊。
这就足够了。
“美国市场需要一个接洽人。我和父亲在美国有一些旧关系，但不够拿到军方采购合同。”
他终于把话题拉回业务。
“这正是我要说的。”卢川宁从怀里掏出一份折叠的《泰晤士报》国际版，指着上面的内容道：“他们在找新式武器。后装枪、线膛炮、铁甲舰，还有炸药。”
“现在整个欧洲的军工厂都在抢美国订单，英国人想把恩菲尔德步枪卖给北方，法国人想把米涅步枪卖给南方。您的达纳炸药只要在意大利打出名堂，美国人的订单就是囊中之物。”
诺贝尔接过报纸。
上面的标题很是显眼——《美国联邦政府考察团抵达伦敦，寻求采购欧洲最新军工技术》。
他抬起头，问道：“您对这笔生意有什么具体建议？”
卢川宁道：“一家合资贸易公司，在瑞典注册。股份由诺贝尔家族全权代持，我方出资金，你方负责经营，技术共同持有。”
“这家公司只做一件事，向美国南北双方销售达纳炸药。”
“到时候名义上会存在两家公司，一家在斯德哥尔摩，主要对欧洲客户；另一家设在伦敦，专门对美国市场。”
“股东名单上不会有任何中国人。在福州，我们会同步生产硅藻猛炸药，供应美国北方；您从欧洲供应南方。表面上我们是竞争对手，实际上是同一家。”
诺贝尔凝视着这个中国年轻人，后脊隐约发凉。
温文尔雅的面孔之下，是深得让他这个商人之子都感到陌生的算计。
短短片刻的交谈，就编织出了一张将意大利的统一战争、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和美国的内战全部捆在同一根引信上的爆炸网络。
“还有一个问题。”诺贝尔缓缓开口，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一丝不确定，“加里波第的红衫军要见了效果才付尾款。我们必须派人去西西里在现场指导他们如何使用，测量爆破效果，收集实战数据。”
“如果炸了膛，或者爆破失败，不光尾款拿不到，公司可能就此关门。”
卢川宁道：“所以您要去意大利，我也会陪你去。“
“加里波第需要胜利，您需要战场测试，我们需要欧洲的市场大门。意大利这场仗，对我们三方都很重要。”
诺贝尔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微微点头。
窗外雨大了，塞纳河上的雾气却渐渐散开。
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远远传来，沉郁悠长，像是从上一个世纪敲到这个世纪，还要继续敲到下一个世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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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一时刻，伦敦。
靳绍棠站在代办处二楼的窗前，看着灰蒙蒙的晨雾中第一批报童冲上街头。
“萨姆特堡陷落！林肯总统号召七万五千名志愿兵！”
“南北战争全面开打！棉花价格单日暴涨百分之八！”
“光复军在越南广宁煤矿开始出煤！法国公使紧急返回巴黎！”
报童的嗓子已经彻底嘶哑。
他们都是贫民窟的孩子，光着脚踩在冰冷的碎石路面上，脚趾冻得通红，肺叶里灌满了煤烟。
至于他们喊的内容，他们自己其实一个都理解不了。
他们只是信息的搬运工，把帝国的焦虑从印刷机搬到街头，从街头搬进工厂，从工厂搬进教堂，从教堂搬进议会。
这就是伦敦。
1861年的伦敦。
世界的心脏，帝国的中心，一切消息的起点与终点。
但消息本身不知道自己是消息。
消息只知道它要跑。
跑过电报线，跑过海底电缆，跑过一万两千海里的洋面，最终抵达那座正在被锁链围困的城市——福州。
靳绍棠掏出怀表。
还有三天，利物浦港的邮轮就要起锚。
他把怀表合上，转身走回桌边，拿起那份已经封好的信，在信封上又加了一道火漆。
火漆落下，殷红如血。
窗外，报童仍在嘶喊。
两个城市，两间房间，两盏煤气灯，两群人。
一个时代。
一个最好的时代，一个最坏的时代。
一个智慧的年代，一个愚昧的年代。
一个信仰的时期，一个怀疑的时期。
一个光明的季节，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里是希望之春，这里也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