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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3章 也有大儒逆着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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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李贽这文章,就连孙文启都动摇了。

  君臣纲常,是否真的是不可更易的呢?

  这个念头冒出来,孙文启都觉得大不敬,可他也忍不住思考。

  今上有德,大明国祚因此兴盛。

  可若是君上是桀纣那样的君主呢?

  若自己是臣子,要如何守这份纲常呢?

  孙文启不知道。

  冷静下来,这种争斗,不是自己这个小卒子能参加的。

  茶馆里,士子们吵得面红耳赤。

  一个老监生拍桌子:“李贽这是诛心之论!借着苏大人的架子,来拆儒家的祖庙!”

  年轻监生反驳:“未必!苏大人既然说人理能变,李卓吾不过是顺着推了一步!纲常难道真是万古不变?《孟子》里的话又怎么说?”

  “纲常是立国之本,人伦之基,怎么能随便说变就变?这说法一出,天下岂不要乱?”

  “乱什么?苏大人说了,变要基于‘致良知’和‘实行’!如果大家良知都觉得某条纲常不公不好,为什么不能议论、不能改?这才是真儒者的担当!”

  “李贽居心不良!他这是要蛊惑人心,动摇国本!”

  “我看是有些人心里有鬼,怕这‘人理可变’的刀子,割到自己身上那些不合时宜的特权!”

  争论迅速从茶馆蔓延到书院、衙门,甚至街头巷尾。

  支持的人觉得李贽问到了关键,点明了苏泽理论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

  反对的人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在挑战千百年的秩序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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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启好不容易从李贽的文章中“挣脱”,然后翻开了《商报》。

  本来孙文启是想要平复心情的,因为《商报》对于这种政治上的大事,素来是比较冷淡的,一般就是转载简评一下,点到为止。

  可这一次,《商报》刊登了一篇长长的社论文章!

  看了这篇文章,孙文启的冷汗又下来了!

  《商报》的社论标题很直白:

  《“崇本抑末”再思——从苏公“人理可易”说起》。

  文章开篇先提了苏泽昨天的讲学。

  “苏公明言:天理亘古,人理迁流。”

  “所谓人理,即人间伦理规范,须据时代而变,循良知而调。”

  紧接着笔锋一转:

  “既如此,我辈当思:延续千年的‘崇本抑末’之策,是否亦属可易之人理?”

  下面开始摆事实。

  “古之‘本’,指农桑;‘末’,指工商。”

  “《汉书》有载:‘农,天下之大本也。’历代抑商,理由无非:商贾不事生产,囤积居奇,易致奢靡,动摇国本。”

  但文章随即反问:

  “此理于古或然,于今亦然否?”

  它先列了几条当下的变化。

  “其一,农事已非往昔。”

  “武清伯育种实验,化肥增产,皆赖实学格物之功。此功何来?非纯农桑,乃工、算、化诸学协作。”

  “若无人制肥、无人造器、无人研算,增产从何谈起?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军械革新,赖匠造;船舶远航,赖舟匠;铁路开凿,赖机造。无工则兵弱,无商则货滞。”

  “近年边关粮饷转运、棉布成药流通,皆靠商队网络。工商实已为兵事民生之血脉。”

  “其三,民需已变。”

  “古时民求温饱,农为要务。今京师及江南诸地,百姓所求不止于食。”

  “有求棉绸之暖,有求书籍之明,有求钟表之便。此等物产,孰人供给?工匠与商贾。”

  “若强抑工商,则民需不达,反生怨隙。”

  文章又引了苏泽早年的《四民道德论》。

  “苏公昔言:士农工商,皆国之栋梁,各有其德,各尽其用。”

  “士以忠信,农以勤朴,工以精巧,商以通达。四民协和,国乃强盛。”

  “此论早已破‘末业卑贱’之旧念。”

  “今苏公再倡‘人理可易’,恰可为此论张目。”

  接着分析“崇本抑末”在当下的实际后果。

  “仍持旧念,则工商之才受抑,创新之术难兴。”

  “北洲垦殖、南洋贸易,皆需商贾组织、工匠随行。若视彼等为‘末’,事事掣肘,开拓之业何以持续?”

  文章也并非全盘否定“重农”。

  “农仍为基,此毋庸置疑。”

  “然‘重农’不必‘抑末’。可并行而不悖。”

  “如苏公‘实行而一’之精神:农事需求,可借工商之力以提升;工商之利,亦可反哺农桑之基础。”

  最后回到“人理可易”的核心:

  “古之抑末,因当时工商多涉奢靡投机,于小农之世确有弊害。”

  “然今时已不同。工商若导之以德、规之以法,可成富国利民之臂助。”

  “若仍守旧条,视其为必抑之‘末’,则恐束缚天下活力,背离‘致良知’‘务实而行’之新儒精神。”

  文章结尾简短有力:

  “故请朝野再思:”

  “‘崇本抑末’是否当随世而易?”

  “农工商之关系,是否可据苏公‘人理’之说,予以更合时宜之调整?”

  “此非弃本,实为固本开新。”

  社论署名是《商报》主笔。

  文风平实,几乎没有修饰。

  但问题提得直接,条理也清晰。

  可文章的意思,指向了千年来一项国策——重农抑商。

  文章的意思很简单,这项国策是否还应该继续实行下去?

  文章的立论和推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这篇文章有关古代王朝为何执行重农抑商政策,都有深刻的理解。

  也正如文章所说的那样,如今的商人也越发的重要,京师这些年来的发展,不就是源于工商业的兴盛吗?

  朝廷开征商税的地区,官府也用征收的商税办了很多实事。

  那是不是要改变千百年的国策,取消重农抑商?

  可孙文启还是本能地觉得不对!

  可偏偏他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

  再看文章的署名,原来是《商报》主编范宽。

  孙文启合上报纸,原来这就是苏师口中的大争之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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