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果蝇分了公母，所以能看出公的传什么、母的传什么。豌豆不分公母，看不出来。“
李伟站起来，指着地上两堆土豆：
“那土豆呢？土豆连花都不开，不是不开，是根本不靠花来传代。土豆是拿块茎做种子，块茎不是儿子，是分身。一株土豆生地底下，切成的所有块茎，全是它自己。“
庄户在一旁听不太懂，只问了一句：“侯爷，这和土豆越长越小有什么关系？“
李伟一拍大腿。
“豌豆每年下新种子，新种子是两株配出来的，你不知道它到底会像谁。有的像爹，有的像娘，有的都不像。所以病害打过来，总有几个跑得掉。“
“土豆呢？今年种的是去年的自己，明年种的又是今年的自己。病害找到了这个自己的死穴，一年打一次，年年打，一次也跑不掉。“
这个道理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懂了，中华文明在农业上点出的最早科技点叫做“轮耕轮作”，就是祖先发现长期种植同一种作物，会导致病虫害增加，每年耕种不同的农作物，就能大大降低病虫害的发病概率。
仅仅是耕种同一种类作物，就会有病虫害积累的问题。
那土豆这种，完全是通过块茎繁殖的作物，这样的问题就更严重。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通过块茎繁殖，一些残留在土豆块茎中的虫害还会不断积累。
在苏泽的原时空，爱尔兰大饥荒，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
英国在爱尔兰大规模推广单一品种的土豆，由于种群基因高度一致，马铃薯晚疫病爆发，所有植株都无法抵抗，减产乃至绝收。
而英国却将爱尔兰本土的粮食全部出口，导致爱尔兰饿死百万人。
所幸的是，从推广土豆的时候，苏泽就引入多种土豆品种，而且京师的土豆都是当做一种赚钱的经济作物来种植，并不是主粮。
所以这一次的虫害，虽然影响的田庄不少，但不是影响京师的主粮价格。
但是对于武清侯李伟来说，这可是很大一笔损失！
这位武清侯，长子李文全虽然已经从倭银公司的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但是家族依然掌控着倭银公司的大量股份，在海洋贸易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女儿是当朝太后，外孙是当朝皇帝。
可这城外农庄的收成，可都是自己辛苦种出来的！
李伟开始研究起自己的土豆田。
他走到试验田的另一头，蹲下来。
那里有一小片他用土豆浆果里的种子育出来的苗，高矮不一，叶子有宽有窄，但片片青绿，挖出薯块来切开，薯肉是白的，没有一根褐纹。
土豆其实也是可以育种繁殖的。
但是育种繁殖的效率太低了，所以只有李伟这种研究农学的，会专门用一块田来试验。
“浆果里的种子，是有公有母配出来的。和豌豆一样，性状全搅乱了，病害也搅没了。“
他站起来，“但是搅乱了之后，薯块大大小小，有的高产有的低产，还得再挑。“
李伟有了一些思路，回到农庄的书房。
他口述幕客写起了论文，文章不长，三页纸。核心的意思就三条。
第一，土豆不是用种子种的，是用块茎种的。块茎是分身，不是儿子。一株土豆和它的所有块茎，就是同一株。
第二，豌豆果蝇年年下新种子，两株交配，性状搅散了重组。病害打过来，搅散的里头总有能扛住的。土豆不搅散，病害一来，一锅端。
第三，土豆的浆果里是有种子的。这些种子是有公有母配出来的，和豌豆一样搅散了重组。用种子育出来的苗，虽然高矮不一要挑选，但没有一株带病。
解决办法也写了三条。
年年异地换种，不能自留自用；用浆果种子育苗，选其中高产无病的做母株，再用块茎扩繁；留种不能只留一个来源，来源越多，团灭的可能越小。
李伟写完，突然想起来，当年引种土豆的时候，苏泽就专门引入了多个土豆品种。
自家农庄，原本也都是多个品种混种的，那时候就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只是后来种土豆越来越赚钱，所以李伟才只保留了最高产的品种。
难道在当年推广种植土豆的时候，苏泽就已经知道了这点？
李伟倒吸一口气！
要知道，自己能成为农学大家，那是因为自己是无职无权的外戚勋臣，整日里无聊泡在田间和实验室里，又想着和英国公张溶斗气，这才成就了如今的农学大家地位。
可苏泽呢？
从一入官场，苏泽就备受重用，可以说是一路都是平步青云，处于权力的核心圈层中。
而如今的苏泽，更是高居吏部尚书的高位，可以说是日理万机。
但是他在农学上的见解，却能深到这个地步！？
李伟又想起自己的豌豆实验，好像也是被苏泽启发。
越是想，李伟越是觉得苏泽高深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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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
苏泽这位吏部尚书的桌案上，放着三份稿子。
一份是顾宪成的《产业之群：工团论》，一份是徐思诚的《果蝇杂交实验初报》，另外一份是刚刚送来的，李伟的《土豆病害研究》。
看着这三份稿子，苏泽感慨万千，这被自己魔改后的大明，已经自行运转到了这个地步。
《产业之群：工团论》，这份稿子提出的核心主张，是在朝廷官办和私人经营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由产业相关者自行结社。
顾宪成称其为“工团”，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可以解决江南实业发展中的无序竞争、信息不对称和恶性杀价问题。
苏泽很清楚这套理论的来源。
顾宪成在江南建船厂的过程中，与上下游作坊的协作关系既不是上下级统属，也不是纯粹的一买一卖，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
顾宪成从中抽出了理论框架，将其推演为一种普适的组织方式。他将其命名为法团主义的雏形，行业内部自治，政府只做居中调解和最终仲裁。
但苏泽也看到了这套理论的隐患。
法团主义的优点很明显：它可以消弭恶性竞争，稳定原材料价格，统一产品质量标准，避免朝廷直接干预带来的“人亡政息”问题。
如果棉织业、铁冶业、营造业都能建立这样的工团，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转效率会大幅提升。
顾宪成在文章中举例：江南船业供应会社的成立，直接解决了三十余家作坊之间的协调问题，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但弊病同样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