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钧身边跟着几名身穿朴素长袍的年轻人，这些都是他这些年来收的弟子，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工人。
实际上，这些弟子都是工人。
颜钧在嘉靖年间，因讲学卷入政治斗争而下狱，即便隆庆继位后的大赦也未将他赦免。
后来隆庆朝的时候，在弟子何心隐等人的帮助下，颜钧出狱。
不过在颜钧入狱期间，何心隐等弟子的想法与他逐渐偏离，双方就此分道扬镳。
这在别的学派中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儒家素来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爹还能随便换的？
但是颜钧这一脉，乃是师承王艮泰州学派，这一派除了政治主张激进之外，对于师生关系也很豁达。
这一派讲究的是达者为师，如果师生之间出现理念分歧，就好聚好散。
自学派创始人王艮开始，就没有对师生关系太上心，弟子如果和他分歧，想要自立门派，他甚至会表示支持。
颜钧何心隐师徒也是如此。
出狱之后，颜钧没有去京师，而是在山东的漕运城市讲学，召集漕运工人组织联合会。
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颜钧的本意，是组织这些漕运工人，号召他们和官府抗争，争取利益。
但是他组织的联合会，很快就和当地会道门结合起来。
漕运这个行业本身就是鱼龙混杂，原本就有大量的会道门组织插手其中。
颜钧在山东的运动，反过来成了会道门控制漕运的工具。
他原本想在临清、济宁这些漕运码头组织工人联合会，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工钱和待遇。
但联合会一开张，来的人里真正干活的漕工只占三成，其余都是各码头会道门的头目和打手。
这些人借着联合会的名义，把大小码头上的装卸转运仓储全划进自己的地盘，谁要接活得先交份子钱。
不到半年，联合会就变了味。
几个最大的会道门头目凑到一起，立了个“漕帮”的名号，把临清到徐州这一段运河沿线的码头全吃了下来。
工人入帮才准干活，不入帮的连码头都上不去。帮里设了堂口，定了规矩，逢年过节要上供，遇到纠纷帮主说了算。
工钱非但没涨，反倒被帮里抽走两成作为“护费”。
颜钧发现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几次在集会上公开反对帮规，说这不是替工人出头，是换了名头欺压工人。
但帮里几个头目直接翻了脸，让人把颜钧从台上轰下来，说他一个外来的书生不懂漕运的规矩。
颜钧的弟子们去劝，反倒被人堵在巷子里打了一顿。
山东巡抚衙门早就盯着这股势力。
漕运是朝廷命脉，每年几百万石漕粮经过山东，容不得任何组织私下把持。
巡抚直接调了济南的兵，沿运河各县同时动手，查封堂口，抓捕头目。
漕帮从成立到被取缔，前后不到八个月。
颜钧被差役从住处请出来，客客气气送到省城，巡抚跟他谈了一夜。第二天，颜钧带着剩下的几个弟子南下，不再提漕运组织工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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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钧从山东的事情上吸取了教训。
他发现自己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掌握工人运动的主导权。
那些会道门头目比他会说话，比他会办事，比他会组织，比他在工人之中有威望。
为什么？因为他们才是码头上的地头蛇，工人信他们不信颜钧。
颜钧讲的道理再对，工人听完了回去照样要交份子钱。
从开始到结束，颜钧都没有掌握运动的主动权，他不过是整个运动的号召者。
不够深入工人，这是颜钧总结的教训。
他决定放慢脚步，不再急着去组织联合会，不再急着去号召抗争。
他从山东离开后，带着几个弟子，沿途开始一边讲学一边招收弟子。
这一次，他招收弟子的条件很严。
第一，必须是贫苦工人出身，或者在工厂里做了三年以上的工。
第二，必须愿意追随自己，听从自己的教导，而且跟着自己要过颠沛流离的苦日子的，不是来享福的。
第三，如果最终理念分歧，弟子不愿意追随自己了，颜钧会发一笔遣散费，让他们离开。
颜钧就这样慢慢的讲学，慢慢的考察弟子。
不停地有弟子加入，也有弟子受不了离开，甚至一开始追随他的弟子，也对他的行为不解，有时候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颜钧也不在意，也不会对那些离开的弟子有什么抱怨，他就是不停地讲学和考察弟子。
就这样，他身边的弟子越来越多，如今已经有了五十人左右。
这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追随颜钧很长时间，完全接受了颜钧的理论。
现在，到了实践的时候了。
颜钧把最核心的几个弟子，召集到码头边一处歇脚的茶棚里，要了一壶最便宜的粗茶。
因为弟子人数比较多，如果聚集在一起活动，会被官府注意，所以颜钧都是将弟子分成几个小队，平时都是分开行动，到了城市后再聚集讲学。
他面前摊着那份从《江左雅刊》上裁下来的文章，正是顾宪成写的那篇。
颜钧抬头看了一圈围坐的弟子。
“顾宪成替佃户说话，替进厂的工人说话，话讲得漂亮。”
“他站在报纸上喊平等，喊人格，喊人不该被当成私产。”
其中一名弟子说道：
“颜师，这些不是和我们倡导的一样吗？”
颜钧摇头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