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旬的上海，暑气未消。
虹口一座民房内，高木正夫站在窗前，背对着身后的长桌。
桌上摊着厚厚一摞调查报告，纸张泛黄卷边，墨迹深浅不一。
他在上海待了半个多月，带着杭州特高课的精干人员，日夜不停地排查、盯梢、分析，动用了一切能调动的资源，
很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土肥原怀疑的那条“大鱼”，那个从东京向华夏方向发报、提醒佐尔格小组撤离的神秘人物。
半个多月来，他排查了日军在上海的各级军官，从将官到佐官到尉官，逐一比对他们的履历、背景、社会关系、活动轨迹。
有人嗜酒如命，有人喜好女色，有人沉迷赌博，有人热衷古董。
这些人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没有一条能跟“红党间谍”扯上关系。
他也查了通讯记录，查了电台频率，查了所有可能被用来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什么都没有。
干净得像一块被人反复擦过很多遍的玻璃，上面连一丝灰尘都找不到。
门被推开了，副官小野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文纸。
高木转过身，接过电文，目光落在土肥原的落款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电报的内容很简单…
“调查进展缓慢，甚为失望。限十日内务必将此案查清，不得有误。土肥原。”
高木将电文放好，并没有说话，走到窗前，重新背对着小野。
窗外的虹口街景在午后的阳光中显得安静而平庸，
街上有日本侨民在散步，有汪伪的人在走动，有巡捕房的巡警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经过。
没有人知道这栋灰色小楼里正在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一个来自杭州的特高课课长正在为一条找不到的线索而焦头烂额。
“课长，”小野斟酌着措辞，声音压得很低，“要不要跟安藤那边通个气？沪市毕竟是他的地盘，如果他肯帮忙，我们也许能”
“不行。”高木打断了小野的话，转过身来，目光冷而坚决，“这是土肥圆阁下的死命令，不得向沪市特高课透露任何消息。安藤不是我们的人，他能不能信任，我不知道。”
小野低下头，不再说话。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和蝉鸣声。
高木走回长桌前，拿起一份调查报告，翻了两页，又扔下了。
纸页在桌面上滑了一下，边角翘起来，像一只垂死的蝴蝶在挣扎。
他深吸一口气，将那股无处发泄的怒火压了下去，走到门口，拉开门。
“电报我来回。你继续盯着那几个目标，不要放松。”
高木走出会议室，皮鞋踩在走廊的水泥地面上，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
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小野站在会议室里，看着那摞厚厚的调查报告，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课长尽力了，但尽力不等于有结果。土肥圆要的是结果，不是尽力。
东北，佳木斯，宪兵司令部，土肥圆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桌子上摊着高木发来的几份报告，内容大同小异，没有进展，没有线索，没有嫌疑人。
他已经调阅了所有能调阅的资料，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布置了所有能布置的眼线，仍然一无所获。
土肥圆停下脚步，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铃声响了三声，对方接了起来。
“喂，是我。内田在不在。”电话那头说了句什么，土肥圆“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内田直三郎，四十九岁，陆军中佐，审讯专家。
他在特高课系统里有一个不太好听的绰号“疯子”。
不是因为他的性格有多暴躁，而是因为他在审讯中的手段疯狂到令人发指。
他能在三分钟之内看穿一个人的心理弱点，在五分钟之内摧毁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在一个小时之内让最顽固的犯人开口。
他不需要刑具，不需要暴力，他只需要一张嘴和一颗善于算计的大脑。
土肥圆在特高课多年，见过无数审讯高手，但像内田这样的天才还是头一回遇到。
他曾经把军统的一个老牌特工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审到彻底崩溃，把所有知道的事情全部吐了出来。
那个特工在军统干了二十年，经历过无数次严刑拷打，都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审讯官。
内田推门进来的时候，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领口敞开着。
他不像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头发有些长，乱蓬蓬地搭在额头上，眼袋很深，像是好几天没有合眼。
但那双眼睛很亮，亮得像两把刚磨好的刀，寒光凛凛。
“土肥原阁下，您找我？”内田的声音带着一种慵懒的调子。
土肥圆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内田坐下来，翘起二郎腿，
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点上。
烟雾从他的鼻腔里喷出来，形成歪歪扭扭的烟柱。
土肥圆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高木正夫在上海查了半个多月，什么都没有查到。”土肥圆将高木的报告推到内田面前，声音带着一种努力克制着不发作出来的焦躁。
内田拿起报告，翻了翻，没有细看，只是扫了几眼，然后放下了。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高木是杭州的课长，不是沪市的课长。”
“他在那里没有根基，没有人脉，连最基本的信息渠道都要从头开始建。”
“半个月能查出什么？什么都查不出。他需要时间，但您没有时间给他。”
“这不是他的错，是任务本身的问题。”
“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觉得你能行吗？”
内田愣了一愣，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您让我去上海，我保证在一个月之内，把那条大鱼给您揪出来。”
土肥圆靠在椅背上，眼睛眯了起来，内田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你打算怎么做？”土肥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