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军同志，我再次向你确定，”陈政委收起了一路上的随和，目光沉沉地看着他，“前方是我法卡山地区前线阵地，越军特工渗透频繁，冷枪冷炮从未断过。这次慰问任务属于火线鼓动，不在安全区范围，有一定的危险性。你确定要去？”
“确定。”许成军没有犹豫，“请让我和战士们在一起。”
陈政委转头看向病床上的许建军：“建军，你弟弟要去前线，你不劝劝？前线的子弹不长眼，炮火更不长眼，你比我清楚。”
许建军靠在床头，看着站在窗边的弟弟。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落在许成军身上。
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那张和自己有几分相像的脸，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太熟悉的东西。
那是他每次带兵冲锋前，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
他笑了。
“让他去吧，首长。”许建军的声音还有些沙哑，但很稳，“我许建军的弟弟，不会是孬种。”
陈政委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许成军，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站直了身体，整了整军装，声音忽然变得庄重而肃穆：
“好！人民为你们骄傲！建军同志，这是你伤愈归队前的最后一次战斗任务。你的战友们正在阵地上等着你，等着你用你的经历、你的精神、你的血性，去激励那些还在战壕里坚守的兵！许成军同志，这是你作为作家、作为中国人，最光荣的一次创作！你们准备好了吗？”
许建军撑起身子，想要下床。
陈政委一把按住他。他只能坐在床上，却用尽全身力气挺直了脊梁，额上青筋暴起，那双还带着病容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了火。
“首！长！”他一字一顿，声音嘶哑却穿透了整个病房，“时！刻！准！备！着！”
那张黢黑的面庞上，不知何时，又淌下两行清泪。
———
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
窗外的景色渐渐变了。
那些南宁郊区的农田和村落被甩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陡峭的山，越来越密的林。
空气中开始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味道——硝烟、腐叶、潮湿的泥土，还有隐隐约约的、像远雷一样的闷响。
那是炮声。
许成军眯起眼睛，望向窗外。
法卡山战区。
他读过无数关于这里的战报，看过那些冰冷的数字：桂西边防三师九团三营，激战57天，牺牲154人，负伤106人。
可数字是冷的，眼前的景象才是热的。
山坡上，到处是炮弹坑，像一张张咧开的嘴。
烧焦的树桩歪歪斜斜地立着，有的还在冒着青烟。
交通壕弯弯曲曲地爬在山脊上，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
猫耳洞。
那不是个地名，是工事的名字。
就藏在那些陡峭的反斜面、那些山脊的褶皱里。
说是“洞”，其实不过是在土坡上掏出的一个凹坑，用圆木和沙袋勉强搭个顶。
人在里面站不直，躺不平，只能蜷着。
雨季的时候，洞里能积半尺深的水，战士们就泡在水里，一泡就是几天几夜。
许成军看见一个猫耳洞，洞口挂着一件湿漉漉的军装。
风一吹，那军装晃了晃，像一个人在招手。
他忍不住眯了眯眼。
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真的看见这一切，他才明白，那些准备都是徒劳。
真实的东西，是没法准备的。
他想起那些在医院的战士。
他们有的没了腿，有的没了胳膊，有的浑身上下缠满纱布，只露出两个眼洞。
他们都是从这里抬下去的。
———
那是大年初一之前的事了。
二十多天里，许成军跟着陈政委走遍了303医院的每一个病房。
他见过欢呼。
有个腿被截肢的战士，听说《红绸》的作者来了，硬是撑着拐杖站起来，非要给他敬个礼。
许成军扶着他，他说：“许老师，你那书里写的，就是俺们！俺们就是那样！俺们没给国家丢脸！”
他见过流泪。
有个失去了双臂的小战士，听完陈政委的介绍，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流进耳朵里。
他说：“许老师，俺读过您的书，俺给俺娘写信，还抄了里头的句子。可现在……俺再也写不了信了。”
他见过沉默。
更多的，是沉默。
那些伤太重的人，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
他们只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偶尔眼珠转一下，表示还活着。
还有一个病房，空了。
陈政委说，那个战士没挺过来。
走之前，只留下了一句话。
那句话，后来被护士抄下来，贴在病房的墙上。
“我不后悔。”
———
有一个失去双眼的小战士，许成军记得很清楚。
他才十九岁。
眼睛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上还留着弹片划过的疤痕。
当陈政委说“许成军同志来看你了”的时候，他整个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容，在他那张伤痕累累的脸上，显得格外干净。
“是许老师么？您来了真好。”他伸出手，在空中摸索着，“我读过您的《红绸》，从头到尾都读过。我还给您写过信……您收到了吗？”
许成军握住了那只手。
他的手很热，手心有茧，那是握枪握出来的。许成军握着他的手，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愧疚。
那些信，他收到过。
成千上万封，无法一一回复。他只能在心里说声抱歉。
“我来了。”许成军把那双手轻轻拉到自己脸上，“我来看你了。”
小战士的手在他脸上摸索着，摸过他的眉骨，他的鼻梁，他的嘴唇。
他摸得很慢，很仔细，像要把这张脸永远刻在心里。
“真好啊。”他说，“真好啊。”
许成军的眼泪涌上来。
他忍着，没让它流下来。
“别怕，”他说，“我们都在。”
小战士摇摇头：“我不怕，许老师，我不怕！我在战场上打死了三个越南人！我值了！”
“我为你骄傲……”许成军的声音发颤。
小战士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轻轻说：
“我只是有点遗憾……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看不到您，更……看不到俺爹俺娘了……”
那一天，许成军在病房里坐了很久。
———
还有一个战士，叫杜海泉。
陈政委带他进去的时候，那间病房里很安静。
心电监护仪嘀嘀地响着，床上的人戴着氧气面罩，脸色灰白，几乎看不出活人的气息。
陈政委在他床边坐下，像对一个老朋友那样，轻声说：“海泉，我带《红绸》的作者来看你了。”
没有回应。
陈政委说，他的脑袋被弹片击穿了，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
“他被抬下来的时候，嘴里一直说着一句话。”陈政委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他说：‘先救我排长。’”
许成军站在床边，看着那张年轻的脸。
那些数字——
牺牲154人，负伤106人。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叫杜海泉的人。
那些英雄，不是因为不怕死才成为英雄的。
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着比自己的命更重要的东西。
———
那几天，许成军不知道流了多少泪。
在烧伤病房，一个浑身缠满纱布的战士，用唯一能动的手指，在他的手心里画了一个“人”字。
他说不出话。
但许成军懂了。
在截肢病房，一个失去了双腿的班长，坚持要坐起来跟他说话。
他说：“许老师，我不后悔。我那两个兵，都活着。值了。”
在隔离病房，一个已经不能说话的战士，用最后的力气，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许成军一次次地握住那些手，一次次地点头，一次次地忍着泪。
他看见陈政委站在走廊尽头，抽烟。
烟雾从他指缝间升起，在昏黄的灯光里飘散。
陈政委是京城大院子弟。
他告诉过许成军，当初调来这边，本是为了“镀金”，为了履历上好看一点。
可后来，一切都变了。
“我上过战场，杀过人，见过无数悲欢。”他说，把烟头狠狠碾灭在墙上，“现在我他娘的只想杀到河内，干死那帮王八蛋！”
那是许成军第一次听见陈政委说粗话。
———
二十天，许建军一天比一天好。
他能拄着拐杖下地了，能自己在走廊里慢慢地走几步。
只是左脚留下了永久的残疾，即使好了也无法完全用力，走路时会有一点跛。
部队的转业方案下来了。
许建军提拔成了正团级干部，按政策可以随许成军去上海，也可以回原籍。
他想都没想，就选了滁州。
“离家近。”他说。
陆秀兰红了眼眶，没说什么。
他知道，黄思源还有两个妹妹，他许建军16岁离开了东风，那里还有什么是他能惦记着的呢。
就在他刚能下地的时候，陈政委又来了。
这一次，他带来了任务：希望建军同志能配合部队做一次英模报告，到前线阵地去宣讲，用自己的经历激励还在坚守的战士。
许建军看着父母担忧的眼神，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点了点头。
那是他许建军会做的事。
———
就在全家人沉默着为他准备的时候，许成军忽然开口了。
“陈政委，”他说，“我能不能一起去？”
所有人都愣住了。
苏曼舒本能地拉了拉他的衣袖。
陆秀兰眼前一黑，身子晃了晃，被许志国一把扶住，许志国紧紧攥着老伴的手，指节发白，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陈政委看着他，目光深邃。
“为什么？”
许成军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个失明的战士。
他想起杜海泉。
他想起那些烧伤的、截肢的、再也不能开口的年轻面孔。
他想起陈政委那句“我他娘的只想杀到河内”。
“是你们。”他说。
“是你们，是这片土地，是那个脑袋被子弹击穿、还喊着‘先救我排长’的战士，是那个失明了还在说‘值了’的年轻人。我想做点我应该做的事。不是作为一个作家，不是作为一个副教授。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被他们守在身后的普通人。”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却一字一句，像砸进地里：
“陈政委，我是全国作协成员，复旦副教授。我的书在部队有些影响，我还能写些歌，我想我能给前线的战士们一些鼓舞”
“我想站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你们守护的，有人记得。”
——
许成军他们先来的是二线阵地，二线阵地在距离主峰七公里的山坳里。
说是二线，其实离前沿猫耳洞不过四十分钟的急行军路程。
这里集结着即将换防上去的部队，也驻扎着刚刚从火线轮换下来的战士。
帐篷搭在反斜面，上面覆盖着伪装网，四周挖了防炮洞。
远处时不时传来闷雷一样的炮声，分不清是我方的还击还是越军的冷炮。
一九八二年，边境的战事已经从那场大规模自卫还击转入持久防御阶段。
收复法卡山、扣林山的战斗刚刚过去不到一年，双方都在积蓄，都在等待，都在用冷枪冷炮、渗透与反渗透，一寸一寸地消耗着对方的意志。
这一年没有大规模的战役级誓师，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被战士们称作“猫耳洞里的大学”的漫长时光。
同许成军一起来的，有军区首长，有集团军领导，还有地方慰问团、学生代表，以及整支羊城军区歌舞团。
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慰问。
按照惯例，每次换防前，都会有这样的安排。
首长们会走到前沿阵地，走进猫耳洞，亲手把罐头、压缩饼干、香烟、白酒递到战士手里，问一句“冷不冷”“家里有没有来信”“有什么困难”。
战士们往往会挺直了腰杆说“不冷”“没困难”，然后首长们就笑，说“扯淡”，然后把自己兜里的烟全掏出来，散给那些黑瘦的年轻面孔。
后来有一句话，在八十年代中期的边境广为流传，被战士们口口相传，刻进记忆深处——
“将军敬酒，古玥点烟，敢教日月换新天。”
那是胜利前夕的事了。
此刻是一九八二年，还没有“古玥”，没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只有真实的法卡山、真实的猫耳洞、真实的生离死别。
———
羊城军区歌舞团的女演员们走在队伍里，穿着统一的军装，扎着皮带，辫子压在帽檐里。
她们年纪都不大，最小的可能才十七八岁，眉眼间还带着没有完全褪去的稚气，却已经习惯了炮火下的行军。
她们好奇地打量着走在队伍前面的那个年轻人。
《红绸》的作者。
那个用一本书写尽了前线生死的人。
大作家啊！大作家也敢来这里么？
一个叫林丁丁的独唱演员，终于忍不住快走两步，凑到许成军身边，小声问：“许老师，您不害怕么？”
她问得小心翼翼，眼神里有好奇，也有几分这个年纪的女孩子特有的关切。
许成军抬起头，看着眼前这张干净的脸，没有直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