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两天，许成军配合政治部做了不少工作。
先是坐下来接受采访，又把从上山到撤离的每一个细节都讲了一遍。
接着是整理事迹材料，有激进的宣传甚至想让许成军和陈怀义一起再上山上拍个照。
被一脸黑线的团参谋阻止了。
许成军搂着老陈的脖子：“他也是二代？”
陈怀义白眼一番：“二代个蛋！老子不一样！老子杀死了个越南人！”
宣传口的人熬了一夜，把许成军和陈怀义的经历写成了一份洋洋洒洒的报告，从“主动请缨深入一线”写到“临危不惧协同自卫”，从“背伤员下山”写到“慰问伤员鼓舞士气”，措辞严谨，层层递进，既有事实，又有升华。
许成军看了，无奈地笑笑，上辈子写了十来年宣传稿，写了十来年别人，天天写天天乐，主打一个牛马生活快乐无边。
结果这倒好，轮成别人写自己了。
这特么是我么？
老子当时怕死了啊！
临走那天，慰问团的人、吴前、还有几个猫耳洞的战士，都来送他。
战士们轮值结束，下来休整，除了还在重症监护的刘维，但好在人已经要度过了危险期。
许成军给刘维留了句话：“估计你这信得自己送了。”
吴前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只是重重地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句“保重”，那几个战士站在一旁，有些拘谨，想说什么又不好意思。
许成军走过去，挨个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好好活着，都好好活着。”
几个人点头，眼眶有些红。
车子发动了，许成军坐在后座，从车窗望出去，那片刚刚经历过厮杀的阵地正在晨雾里慢慢退远，猫耳洞的轮廓模糊了，战壕的影子模糊了，连那些站在路边送行的身影，也渐渐变成一个一个的小点，融进灰蒙蒙的山色里。
他转过头，不再看了。
———
许建军这几天也没闲着。
转业的手续比他想象的要复杂。
政治处的人拿来厚厚一摞表格，要填，要签，要盖章，他一条腿不方便，就坐在床边，一笔一划地写，写到“入伍时间”那一栏，笔尖顿了一下——一九七二年，整整十年了。
十年，从新兵蛋子到营长，从毛头小子到一身伤疤，好像很长，又好像一晃就过去了。
然后是交接工作。
他把营里的情况跟来接任的干部交代了一遍，哪个哨位地形特殊，哪个兵家里有困难，哪个位置需要重点防范，事无巨细，说了整整一个下午。
接任的干部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听得认真，记了满满一个笔记本。
末了，许建军说了一句：“那些兵，交给你了。”
年轻干部站起来，敬了个礼。
战友告别，他没有一个一个去找，前线也不方便。
只是在晚饭后拄着拐杖，在营区里慢慢走了一圈，到了他过去值守的那片地，他停下来，站了很久。
———
来之前，许成军的大名，人人都知道。
高高在上的大作家，好像在天上摘星星的大学教授，战士们说起他，语气里带着一种遥远的敬意，像说起某个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的人。
这一趟之后，一切都变了。
《祖国不会忘记》在阵地上传开了。
那首歌不需要乐器，不需要伴奏，一个人起个头，全猫耳洞的人都能跟着唱，歌词简单，调子也不复杂，可唱着唱着，就有人红了眼眶。
打死一个越南人的消息，也跟着传开了。
起初有人不信，后来政治处的通报下来了，师部的嘉奖下来了，大喇叭也播了。
战士们这才相信，那个写书的、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人，真的跟他们一样，在战场上开过枪，杀过人，流过汗，背过伤员。
“许成军”这个名字，忽然变得很近。
像是从天上落下来，落在他们身边的战壕里，落在他们蹲守的猫耳洞里，落在他们那些潮湿的、闷热的、看不见尽头的日日夜夜里。
他是英雄营长的弟弟、他是《红绸》的作者、他唱了一首歌、他打死了一个越南人，还有他背着一个负伤的战士，走了几百米的山路，血淌了他一脖子。
这些名号一层一层叠加上去，许成军就不再只是一个作家了。
他是“自己人”。
那些从前线换防下来的战士，带着这个“自己人”的故事，回到地方，回到家乡。
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不擅长表达，不会写文章，不会做报告。
但在酒桌上，在田埂上，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他们会跟人说起法卡山，说起猫耳洞，说起那个叫许成军的人。
“我跟你说，那真是个能人……”
“那么大个儿，比我还高半头……”
“他唱的那首歌，我现在还会唱……”
“他背着伤员下山的时候，血顺着脖子往下淌，他愣是没松手……”
这些话，从一个人的嘴里传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从子辈传到孙辈，从村里传到镇上，从镇上传到更远的地方。
像种子一样，落在泥土里，慢慢发芽，慢慢长大。
有一天，它会变成一棵大树。
树下会坐着许多人，他们听着那些故事，眼里有光，他们会知道，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地方，有一个人，明明可以坐在书斋里安安稳稳地写他的书，却偏偏跑到战场上，跟那些最普通的人站在一起，扛枪，流血，唱歌，流泪。
那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文人的意气，而是一种选择，一种关于“我是谁”“我站在哪一边”的选择。
那些人会记住他，不是因为他的名头，不是因为他写了什么书，而是因为——他来过，他看过，他和他们在一起。
这是许成军的荣幸，也是这个时代的荣幸。
———
军报记者吴中华那天站在山坡上，手在抖，眼眶发红，笔尖在笔记本上飞速滑动。
他记下每一个细节，记下许成军唱《祖国不会忘记》时战士们流泪的脸，记下那首歌唱完之后的寂静，记下许成军背刘维下山时那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稿子很快就过了审核。
宣传部门的同志看了，只说了一句：“这个发。赶紧发。”
最新一期的《军报》送到前线的时候，是半个月以后。
这篇《人民军队热爱人民的生动写照——记全国作协成员、复旦大学副教授许成军同志》高高在上。
连队的指导员拿着报纸，站在队列前面，用他那口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念。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
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法卡山二线阵地上，响起了一阵歌声，唱歌的不是文工团的演员，而是一位作家，他站在战士们中间，没有话筒，没有音响，只有一腔赤诚。
这首歌叫《祖国不会忘记》，是这位作家在前线连夜写出来的他叫许成军，全国作协成员，复旦大学副教授。
许成军同志是应部队邀请，深入前线慰问指战员的，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哥哥、三营原营长许建军——一位在法卡山战斗中身负重伤、即将转业的战斗英雄。
在前线的日子里，许成军同志没有停留在相对安全的区域，而是主动请求前往最前沿的猫耳洞，他说：‘战士们蹲在那里，我也要去看看。’
三月二日，许成军同志在向导吴前的带领下，前往五号阵地慰问，途中突遇一小股越军特工渗透.......
危急关头，许成军同志没有退缩，他端起手中的枪，对准敌人扣动了扳机，枪声划破了山间的寂静，子弹击中了那名特工的腿部，敌人负伤倒地，但仍挣扎着试图反抗。许成军同志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用身体压住敌人，与随后赶来的陈怀义同志一起，将其制服。
这不是战场上的偶然遭遇，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做出的本能选择。
.......
他用自己的行动，让战士们知道——有人记得他们。有人和他们站在一起。
他背过伤员，开过枪，流过汗，也流过泪，他不是战士，但他没有后退。
在法卡山的那几天，许成军同志走遍了二线阵地的每一个猫耳洞，和每一个战士握手，听他们说话，他坐在弹药箱上，跟他们一起抽大重九，一起骂越南人，一起唱那首歌。
他走的时候，战士们站在路边，自发地敬礼，他站在车上，回了一个不那么标准的军礼。他说：‘祝同志们战无不胜！祝你们所向披靡！人民与你们同在！祖国与你们同在！’
......
伟大的人民作家许成军，在法卡山二线阵地上唱出了那首《祖国不会忘记》。那一刻，所有战士同他一起欢呼、一起高歌，歌者和听者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战士的血性与作家的赤诚激荡在一起，那一刻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战士在这样的情感支撑下会战无不胜，那一刻我也深刻地感悟到：许成军深爱着这片土地，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有深厚的人民情怀，他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
......
这份报纸，从前线传到后方，从广西传到云南，从边防传到内陆，从南方传到北方。
传到东北的某个边防哨所时，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一个年轻的战士趴在铺位上，就着煤油灯的光，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
然后他翻过身，望着窗外的夜空，忽然觉得，自己守着的这个地方，离某个人很近。
———
许成军走的那天，太阳很大。
他坐着部队派来的解放卡车，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山路往外走，路两旁的营区还没撤完，有的帐篷还支着，有的已经收了，只剩下几根木桩孤零零地戳在地上。
每过一个营区，都有人站在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