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昇访华，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号的事。
那天京城落了雪，不大，薄薄一层，盖在故宫的琉璃瓦上，又很快化成了水。
丸山昇走出首都机场的时候，围巾被风吹得歪了半边，他伸手扶了扶，眯着眼睛看了看灰蒙蒙的天，忽然想起鲁迅写过的北平的雪，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那段文字，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消息是提前半个月传出来的。
日本《朝日新闻》文化版发了一条不过两百字的简讯，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丸山昇将于二月率团访华，行程包括京城、上海两地，与中国文学界进行交流。
简讯末尾加了一句：此行系丸山昇教授继《我在暧昧的日本》引发广泛讨论后首次访华。
就这么一句话，整个日本文学界炸了锅。
左翼的说好，右翼的说不好。
说好的翻出丸山昇研究鲁迅的著作，说他三十年来深耕中国现代文学，是日本学界最懂中国的人之一。
说不好的翻出《我在暧昧的日本》，说丸山昇这时候访华，是给那个中国人站台，是“向中国献媚”。
几家右翼报纸连发数篇评论，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丸山昇访华是对日本学术界的背叛》《“暧昧日本”论的支持者要跑到中国去领赏了》。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他丸山昇领着东大的狗粮！
一时间，丸山昇三个字，在日本文化界的舆论场上，成了一个靶子。
矢之众的。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丸山昇不是傻子。
他当然知道这一趟会惹来什么，但是作为左翼的中坚力量，他的决定从来不是个人的冲动。
对他个人而言，此行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事务：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谈《鲁迅全集》日译本的版权事宜。
他是日本版《鲁迅全集》的主要译者之一，这套书从七十年代初就开始翻译，断断续续搞了快十年，眼看就要收尾，版权问题不能再拖，他需要亲自来一趟，当面谈，争取一次拿下。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身后，站着一个人。
野间宏。
这个名字，在日本文学界的分量，比丸山昇重得多。
野间宏是谁？
日本战后文学的代表人物，左翼反战作家，终生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日本战后反战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一九四六年发表处女作《阴暗的图画》，一九四九年发表《脸上的红月亮》，一九五二年出版长篇小说《真空地带》，被公认为日本反战文学的高峰。
他是日本文艺理论界的泰斗，提出的“立体小说”理论影响了几代作家。
他的代表作《青年之环》历时二十三年写成，是日本战后文学的扛鼎之作。
他还是中国作家的老朋友。
一九六零年，他率领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受到教员和总理的接见，与茅盾、巴琻等中国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
在前世的历史上，正是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以野间宏为首，井上靖、白土吾夫等人为成员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正式访华。
那次访问的规格有多高？
中方派出的代表是周杨、丁玲、冰心、巴琻、张光年。
整整一代中国文学的泰斗，坐在大会堂里，与野间宏握手、交谈、回忆往事。
丸山昇此行，其实是打了个前哨，为了后续更大规模的访问。
为什么是丸山昇？
他在日本左翼文学界有足够的分量，但又不至于像野间宏那样引人注目。
他与野间宏相交莫逆，在学术上是最信赖的伙伴，他五十出头，年富力强，正是作为中年学者代表提前探路的最佳人选。
据当时中方主持会议的陈喜濡回忆，一九八二年野间宏访华时，丸山昇全程随行，是代表团最依赖的中国文学专家。野间宏每谈中国文学，必先与丸山昇商量。两人在座谈中配合默契，丸山昇是野间宏的“中国文学大脑”。
丸山昇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多次引用野间宏的对华言论，称他为“日中文学交流的良心”。
而野间宏访华后的手记中也反复提及：“丸山昇君的中国文学讲解，让我们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了真实理解。没有丸山昇，我们无法与中国作家深入对话。”
所以，丸山昇此行，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是替整个日本左翼文学界，来中国踩路的。
与他同行的，还有尾崎文昭、大江健三郎、佐藤纯子、铃木哲夫等人。
大江健三郎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是学者、而是纯粹作家身份的团员。
他一九六零年就随野间宏来过中国，那时候他才二十三岁，如今也四十出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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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四号到京城，丸山昇一行在京城待了将近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他们走访了北大、清华，与中国学者座谈，讨论鲁迅研究、讨论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左翼文学的传统。
王盟、冯牧、章光年、陈煌煤、朱翟、谢勉……能请到的都请了，能见的都见了。
交流很热烈。
中国学者对日本左翼学界的态度是欢迎的，大家聊鲁迅，聊文学，聊历史，聊得很深，可丸山昇此行，要寻找的东西，不是学术层面的。
他需要一种能够带回去的东西——一种让日本左翼文学界相信“中国文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东西。
需要证据，需要佐证，需要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说服力。
他需要的那个人，在上海。
许成军。
对于这个年代的中日作家来说，许成军都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他写《红绸》，写战争与人性，写一个民族如何面对自己的伤口。
他写《我在暧昧的日本》，把日本社会的矛盾一层层剖开，让日本人自己都看得后背发凉。
他的书在日本卖了数十万册，他的照片上过《周刊文春》的封面，他的那首《幸福》被中岛美雪唱成了国民歌曲，他在日本文学界的知名度，比许多日本作家都高。
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人，是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里，最敢说话的那一个。
他们日本左翼文学也同样需要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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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下旬，丸山昇一行抵达上海。
他们住在龙柏饭店。
安顿好之后，丸山昇让佐藤纯子去联系许成军，佐藤纯子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这次访问的联络事宜。
她打了几个电话，辗转找到复旦中文系，对方告诉她：许成军同志目前不在上海，他去了广西前线慰问部队。
佐藤纯子挂了电话，把消息告诉丸山昇。
丸山昇愕然。
第二天，又传来消息，说许成军在前线遭遇了越军特工，和随行的记者一起，打死了一个越南人。
大江健三郎正在房间里看一本新出的中国小说，听到这个消息，手里的书差点掉在地上，，他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上，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有些发涩：
“一个作家……去前线杀人？”
大江健三郎是坚定的反战主义者，他的小说里写过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写过军人如何在战场上被异化。
他反对一切战争，包括自己的国家发动的战争，现在，一个他欣赏的中国作家，一个写出《红绸》的人，在前线开枪杀了一个人。
这让他心里有些发堵。
可他又隐约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丸山昇的反应平静得多，他听完佐藤纯子的汇报，眯着眼睛想了想，说：“他去了前线，写了歌，还打死了敌人……这个中国人，果然不一般。”
他顿了顿，又说：“这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大江健三郎抬头看着他，眼里带着几分不耐。
丸山昇笑了笑，没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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