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的椅子摆成了半圆形，前面是主席台，铺着白桌布，放着几个搪瓷茶杯。
墙上挂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中日学者对话交流会”。
横幅是浪潮文学社的同学连夜写的，毛笔字，许得民的手笔，笔锋遒劲，看着很有几分气势。
许成军到的时候，前排已经坐满了人。
苏曼舒坐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旁边是许志国和许建军。
许建军今天特意换了一件新衬衫，是他到上海之后许晓梅拉着去南京路买的，浅蓝色，领口很挺，他坐得很直，两条腿并拢着，受伤的那条搁在前面，看起来有些不自在，但脸上带着笑。
自己弟弟这开了讲座，当哥哥过来听，那确实是骄傲的很！
他这个百战老兵，也难免俗！
苏连城和沈玉茹坐在另一边，沈玉茹正和陆秀兰低声说着什么，两个人凑得很近，像是在商量什么大事。
许成军往前排走，一路跟人打招呼，许多作协的朋友都到了现场捧场。
王元化坐在第三排，手里拿着一本《我在暧昧的日本》，正翻到某一页，用红笔画了一道线。
看见许成军，他点点头，没说话。
罗洛坐在他旁边，冲许成军笑了笑，竖了个大拇指。
王安忆手里拿着一本《红绸》，封面已经有些皱了，显然翻过很多遍，她看见许成军，微微点了点头。
走到茹智鹃面前，许成军停下来，一脸埋怨。
“您倒落得清净，把我一个人支到上面去了。”
茹志鹃抬起头，看着他，噗嗤一声：“怎么前线去了回来反倒看着神态年轻了些？”
“这前线去了，心里舒坦了？”
许成军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笑得很大声，引来旁边几个人回头看。
“因缘际会。”他说，“但看了些东西，心里好受多了。”
两个人还没说上几句话，教室里忽然“嗡”的一声，炸开了。
不是那种慢慢起来的嘈杂，是一下子爆开的，像一锅水突然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许成军顺着声音看过去。
前排靠边的位置上，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站了起来，手里举着一份报纸。
那是今天的《人民日报》，还带着油墨味，边角卷着，显然是刚拿到手的。
“许教授！”那男生的声音又高又亮，压过了满教室的嘈杂，“您在南方前线，是打死了个越南人吗？！”
“嗡——”
整个教室开始震动。
不是比喻，是真的在震。
椅子腿磨地的声音，人站起来的声音，书本掉地的声音，还有那些压低了嗓子喊出来的惊叹——所有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列火车从远处开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什么越南人？”
“打死人？”
“许成军上前线了？”
“什么时候的事？”
坐在后排的人站起来，踮着脚往前看。
坐在前排的人转过头，四处打听。
有人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报纸，有人凑到旁边去看别人手里的，有人干脆站起来喊：“念一下！念一下！”
那个举着报纸的男生被旁边的人推了一下，差点没站稳。
他扶住椅背，深吸一口气，用最大的声音念了出来：
“本报南宁三月十日电：全国作协成员、复旦大学副教授许成军同志，三月上旬，随慰问团深入法卡山前线，在慰问途中遭遇越军特工偷袭，许成军同志与随行记者陈怀义同志协同作战，击毙一名越军特工，并安全护送伤员下山。日前，羊城军区某部为许成军同志记三等功一次。”
念完了。
教室里安静了三秒。
三秒钟，足够让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进每个人的耳朵里，落进每个人的心里。
然后，掌声响了。
不是那种礼节性的、稀稀拉拉的掌声，是整片整片地响，像潮水一样，从前面拍到后面，从左边拍到右边，拍得桌子都在抖。
有人站起来鼓掌，有人站着站着就笑了，有人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一个中文系的女生站在那里，拍着手，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
旁边的人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不出话。
后排有个男生扯着嗓子喊了一句：“许老师好样的！”
然后更多的人喊起来。
“好样的！”
“许老师！”
“英雄！”
许成军站在那里，被这掌声、这喊声、这些红了的眼眶，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只能站在那里，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看着那些亮得惊人的眼睛，看着那些拼命拍着的手。
前排，苏曼舒也在鼓掌，她没有站起来，就那么坐着，手一下一下地拍着，拍得很慢，很用力。
许志国坐在她旁边，手里的报纸还没放下，那只拿报纸的手在微微发抖。
许建军坐得笔直，那条伤腿搁在前面，一动不动，脸上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表情——不是骄傲，不是欣慰，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老兵听见别人在夸自己的兄弟，心里翻江倒海，脸上却什么也露不出来。
茹志鹃没有鼓掌，她只是看着许成军，目光里一种“我果然没看错人”的了然。
王元化坐在第三排，手里还拿着那本《我在暧昧的日本》，翻到的那一页，刚好是序言的最后一段，他低头看了一眼那段话，又抬头看了一眼台上的年轻人，轻轻点了点头。
掌声还在继续。
许成军深吸一口气，终于说出了那句话。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还有陈怀义。还有那些猫耳洞里的战士，没有他们，我回不来。”
教室里又安静了一瞬。
然后，掌声更响了。
———
门口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
丸山昇走在最前面，穿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他身后是大江健三郎，穿一件半旧的米白色风衣，围巾搭在肩上，脸上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
尾崎文昭走在最后面，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正在翻看什么。
三个人走进来，被那满屋子的掌声惊了一下。
丸山昇停住脚步，看了一眼台上的许成军，又看了一眼台下那些站起来鼓掌的人，目光里闪过一丝什么。
大江健三郎也停住了。
他看着许成军，看着那个站在台上、被几百人鼓掌的年轻人。
掌声渐渐停了。
丸山昇走上前，和许成军握了握手。
他的手很干燥，很有力，握得很重。
“许さん，”他说，中文说得很慢，却很清晰，“我在东京，读过你的书。今天来，想听听你说话。”
许成军点点头。
大江健三郎也走过来，伸出手，他没有说“你好”，也没有说“久仰”，只是看着许成军的眼睛，说了一句：
“你写《红绸》的时候，想过自己会拿起枪吗？”
许成军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
“没想过。”他说，“但有些事，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大江健三郎皱着眉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几个人落座。
台上摆着几把椅子，一个茶几，几杯茶，台下几百双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们。
许成军坐在中间，左边是丸山昇，右边是大江健三郎。
尾崎文昭坐在旁边，手里还是拿着那个笔记本，笔已经准备好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主席台上，落在那些搪瓷茶杯上，落在许成军那件蓝布衬衫上。
——
二零二六年三月，一个作者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着这段往事。
他不知道怎么写才能让那些年轻人明白——在那个年代，一个作家上前线打死一个敌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了不起的是，那些猫耳洞里的人，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他们什么都没留下，只有一封信，一张照片，一个名字。
许成军替他们留下了一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