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落座之后，台下那阵山呼海啸的掌声终于渐渐收了。
不是不激动了，是那种激动从嗓子眼儿挪到了眼睛里，从手掌上挪到了心口里。
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台上，像几百盏灯，亮得晃眼。
这个年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这三个字，心里头永远揣着一股子复杂——有好奇，有警惕，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羡慕，也有一股子“咱们也不能输”的倔劲儿。
这会儿台上坐着的是日本人，是东京大学的教授，是拿过谷崎润一郎奖的作家。
可台上还坐着许成军，还是咱们的人嘛！
程永欣把脑袋凑到周海波耳边，压着嗓子说了一句：“这日本人跟咱长得也没什么不同嘛。”
周海波撇了撇嘴：“本来就是咱中华民族的一个分支罢了。”
“哎哎哎——”旁边的李继海赶紧打断他，声音不高，但挺认真，“可不能这么说。日本就是日本，别来沾亲带故。该死的小日本，都该死！”
这话说得有点重了，几个人都愣了一下，倒是谁也没接茬。
林一民坐在最边上，听着这几个哥们儿你一言我一语，无奈地摊了摊手。
他什么也没说，但那表情分明是在说：你们啊，什么都敢说。
这个年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还真就就是这么拧巴。
一边是电视上放的《铁臂阿童木》《排球女将》，是商店里摆着的东芝、索尼、夏普，是报纸上写的“日本经济奇迹”“现代化管理经验”；
另一边呢是南京，是旅顺，是那些永远翻不过去的历史书页。
台下绝大多数学生，跟程永鑫他们差不多。
心里头装着的东西太多太沉，到了嘴边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安安静静地坐着，等着台上的人开口。
———
许成军用日语跟几位寒暄了几句。
不长，就是“你好”“欢迎”“什么时候到的”那几句。
他的日语说不上多流利，但胜在从容，不紧不慢的，带着一种“我说得不好但我不怕说”的坦然。
丸山昇笑着点头，回了句“谢谢”。
尾崎文昭微微欠身，算是致意。
只有大江健三郎，没有笑。
他坐在那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目光落在许成军脸上，像是在看一个认识很久、却又忽然变得陌生的人——一个反战作家，在审视一个刚刚在前线打死过人的同行。
———
章培横进来了。
他今天穿了一件熨得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往台上一站，精神抖擞！
老章这个人，是中文系出了名的人来疯。
平日里在课堂上就能讲着讲着忽然拍桌子，讲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时恨不得自己就是李白。
今天这场合，他更兴奋了。
他往台上一站，台下嗡嗡的声音立刻矮了下去。
不是怕他，是服他，这个人的学问，这个人的脾气，这个人在复旦中文系几十年攒下来的分量，够让任何人闭嘴。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他的声音不高，但穿透力极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日本东京大学的丸山昇教授、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学者尾崎文昭先生。这些名字，在咱们搞文学研究的人耳朵里，不陌生。”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嘴角微微一扯。
“作为一个毕生把精力都投在文学研究上的人，我很期待今天的对话。但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台上几位专家。所以，我只做个简单的致辞和介绍，剩下的时间，由许成军同志和日本的专家们自由交流。”
他故意停了一下，往许成军那边看了一眼，那目光里带着一种“我可要说你了啊”的促狭。
“当然，大家也知道，许成军同志以口无遮拦著称。所以大概率——”他拖长了声音，“我还有机会上来救场。”
台下“轰”地笑开了。
那笑声不是客气的，是发自肺腑的，带着一种“终于有人说出来了”的痛快。
有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拍着旁边同学的大腿，有人笑得直咳嗽。
许成军在台上无奈地指了指章培横，那表情像是说：你等着。
章培横笑眯眯地看着台下，看着那些笑得东倒西歪的年轻人，等笑声差不多收了，才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留给台上的几位。”
他转身下了台，脚步轻快得像年轻了十岁。
他就是这么个人，台下严肃，台上放飞，老章的性格是许成军见过的学者里最鲜明的那一挂的。
———
陈喜儒坐在台侧，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手里握着一支笔。
他是中日文学交流的首席翻译，1972年就开始做这个活儿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那场记者会，他在场，鲁迅全集日译本的谈判，他也在场。
他的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机械转换，是带着温度的、有血肉的。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慢一点，让那些复杂的学术词汇落进听众的耳朵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一点，让那些锋利的交锋不至于太过刺眼。
首席确实不是白叫的。
许成军正了正神色。
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规规矩矩，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是朱东润在许成军从西北回来后又为他买的。
头发是昨天刚理的，三七分，鬓角修得整整齐齐。
整个人往那儿一坐，不像是要跟人辩论的作家，倒像是刚从外交部调来的年轻参赞——儒雅，沉着，又带着一股子压不住的锐气。
他先对陈喜儒点了点头，然后把目光转向日方的三位，微微欠身。
然后用中文开口了。
“其实台上的几位，跟我都有一些缘分。”
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跟老朋友聊天，“丸山昇教授，是我《红绸》日文版译者藤井省三先生的老师。大江健三郎先生，在日本与我讨论过战争与和平。我们对和平，有着非同一般的憧憬。在我看，大江先生是难得的、能正视历史、能反思战争、能真诚地面向未来的日本作家。尾崎文昭先生，也是一位难得的左翼学者，他对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值得很多中国的研究者重视。”
陈喜儒同步翻译。
他的声音平稳，不急不缓，像一条安静的河，把许成军的话一桨一桨地渡过去。
丸山昇听完，微微点头，脸上带着一种长者式的、温和的笑意。
尾崎文昭推了推眼镜，也在点头。
大江健三郎没有点头，他坐在那里，审视的意味还在，但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
许成军把目光收回来，转向台下，笑了笑。
“那接下来，我们把第一个问题，交给丸山先生。”
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姿态儒雅，手指修长，像在宣纸上落笔前的最后一个停顿。
王水照在底下看着，忍不住歪过头，压低声音对章培横说：“这小子今天装的，够像个人啊。”
章培恒嘴角一咧，也压低了声音：“你也说了，装的嘛。”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那声音更低了，低到只有王水照听得见：“这小子，就他妈是个抗日急先锋。按他那话——把我惹急了，管他左翼右翼，都他妈是日本鬼子，有债必偿。”
朱邦薇坐在前排，耳朵尖，听见了。
她回过头，瞪了这哥俩一眼，用口型说：“师弟可不是这样的人！”
章培恒看着她的嘴型，无声地笑了。
他笑得很轻，但那个口型清清楚楚地回了三个字：
“他真是。”
———
丸山昇没有客气。
他接过话头，用日语说了一段，语速不快，措辞很讲究。陈喜儒同步翻译：
“我非常高兴能来到中国。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源远流长。鲁迅先生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当代文学，正走在这样一条路上。在京城，有王盟、陈煌煤这样的优秀作家；在上海，有许成军这样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声望的年轻作家。”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忽然话锋一转：
“那么，我想从一个很小的话题开始切入。我进来的时候，大家非常高兴。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这么高兴？”
台下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都看着许成军。
许成军耸了耸肩，那动作不大，但在台上格外显眼。
“因为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丸山昇没有放过他，追了一句：“什么样的小事呢？”
许成军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但很真。
“我在前线，和一位战地记者，打死了一个正在侵略中国领土的越南特工。”
全场哗然。
那种哗然不是慢慢起来的，是“轰”地一下炸开的，像一桶汽油被扔进了一根火柴。
毕竟从报纸上看到的豆腐块，和真人在这说的那是两码事。
有人“嚯”地站了起来，有人使劲拍桌子，有人扯着嗓子喊：“好！”有人喊：“许老师好样的！”还有人喊得更大声：“打死他个小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