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完苦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佩服，也有一种被逼到墙角的狼狈。
许成军点点头，目光没有闪躲。
“我并不苛刻，正因为您是一个左翼文学研究者，我们才能坐在这里对话。如果今天坐在这里的是一个右翼，我是不会跟他说话的。不是因为我害怕争论，是因为——跟一个不愿意面对历史的人争论，是浪费时间。左翼和右翼的区别，不在于政治立场，在于有没有勇气面对真相。您有，所以您坐在这里。”
他看着尾崎文昭，眼睛很认真。
“苛刻不苛刻，不是我说了算的，是历史说了算的。我读过日本战后文学，读过野间宏，读过大冈升平，读过井伏鳟二——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失败，经历过国家的毁灭和重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是带着血的。但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是带着水的——干净，漂亮，但没有重量。我说的苛刻，不是对您苛刻，是对这个时代苛刻。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人在它耳边敲钟，它就会睡着，睡着了就会做梦，做梦就会忘了自己是谁。”
尾崎文昭沉默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面前的笔记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那些字在这一刻忽然变得很轻——像是沙滩上的字，一个浪打过来，就什么都没了。
这时候，大江健三郎忽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很轻，但带着一种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之后的认真。
“许成军君，我想问您一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
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
“您刚才说了很多关于日本文学的话，说得很好，很深刻。但我想知道——当代中国文学在往哪个方向发展？经历了‘哔哔’，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了这几十年的剧烈变化，中国作家现在在写什么？他们是否在向人性深处挖掘？如果有，他们在挖掘什么？”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回答得太浅，显得没水平；回答得太深，又可能触到某些不能触的东西。
但许成军没有犹豫。
他点了点头，很快，像是在说“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
“大江先生，您问了一个好问题。当代中国文学在往哪个方向发展？我的回答是——我们在往人心里走，往人性的深处走。”
他的声音变得沉稳，像是在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您知道，中国文学经历过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我们这一代作家，做的事情很简单——让文学回到文学，让人回到人。”
他停了一下，目光变得深远。
“什么叫‘让人回到人’？就是不再把人物当成符号，不再把故事当成寓言，不再把文学当成工具。人是什么？人是复杂的，是矛盾的，是光明的，也是黑暗的。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写出人的复杂性，那他写的就不是人，是木偶。”
他的声音提高了。
“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我写过一篇小说叫《红绸》，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黄思源。”
台下突然一起鼓掌，黄思源的故事是《红绸》里面最震撼人心的一幕。
许成军听着大家的掌声，知道大家很熟悉，就不再赘述故事，他总结着说：“那条红绸子不是给谁看的，是给他自己看的。他在告诉自己——我还活着，我还有一口气，我还没有死，那一口气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只要有人记住我，就还活在世界上。这就是人性。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是在黑暗里找光明。”
他转过头，看着大江。
“大江先生，您说‘向人性深处挖掘’。我想告诉您，人性的深处不是黑暗，是光明的种子。您在最深的地方找到的不是罪恶，是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个渴望，是写不完的。只要有人活着，就有渴望；只要有渴望，就有文学。”
台下的掌声又响了，但这一次的掌声和之前不一样。
之前是礼貌的，是感动的，是被震撼的；这一次的掌声里多了一种东西——是共鸣，是那种“你说出了我说不出的话”的共鸣。
这嘴有点牛的啊？
我怎么不会说？
这时候，尾崎文昭忽然推了推眼镜，追了一句。
他的声音不大，但带着学者特有的精确和锐利。
“许成军先生，您说中国文学在向人性深处挖掘。那我问您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您觉得，中国文学挖掘出来的人性和日本文学挖掘出来的人性哪个高级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直接切进了刚才所有对话的核心。
全场再次。
许成军沉吟了一会儿。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有很多茧子，是握过枪的，也是握过笔的。
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在认真地想，不是在准备一个漂亮的回答，是在想一个真实的回答。
然后他抬起头。
“尾崎先生，我不想说‘更高级’。这个说法不对，也不公平。文学不是奥运会，没有金牌，没有名次。但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区别——一个需要勇气的区别。”
他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日本的私小说传统，强调‘我手写我心’。这个传统很好，很真诚，很坦率。你们写失恋，写生病，写出轨，写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然后说——这是人性。是的，这是人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不是人性的全部。”
他的声音变得有力。
“我写战士在猫耳洞里等诀别信，那封信可能是最后一封信，可能是遗书，可能是他跟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他在等，等了三天三夜，信终于来了，他不敢拆，他把信放在胸口，放了一整天，直到太阳下山，才用颤抖的手拆开。信里写的是什么？不是什么豪言壮语，是‘家里的麦子收了，等你回来吃新麦面’。这个人哭了，哭得像个孩子，这是人性。”
他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像是在说一件很私密的事。
“我写农民在田间地头等待生的希望。那是一个旱灾的年头，三个月没有下一滴雨，庄稼全死了，人也要死了。但那个老农民每天早上还是扛着锄头下地，在地里刨啊刨，刨了半天，什么也刨不出来。有人问他，你刨什么？他说，我在刨希望。希望在哪里？希望在地里，在地下，在明天的那场雨里。这个人后来死了，饿死的，但他死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他说，雨快来了。这也是人性。”
他抬起头，看着尾崎文昭，目光里不是骄傲，是沉甸甸的诚实。
“尾崎先生，您问我哪个更高级。我不想说高级，但我想说——你们写的人性，不需要勇气。写失恋需要什么勇气？写生病需要什么勇气？写出轨需要什么勇气？这些都是自己的事，是关起门来就能写的事。但我写的人性，需要勇气。需要面对死亡的勇气，需要面对历史的勇气，需要面对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希望的勇气。不是我的勇气，是我的战士们的勇气，是我的农民们的勇气，是我的民族的勇气。”
他停了一下，声音忽然变得很轻。
“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这是一个民族有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有没有从苦难中站起来的问题。日本经历过苦难，广岛、长崎、东京大空袭——你们经历过灭顶之灾。但你们的文学里，写了多少这种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力量？写了多少普通人在最黑暗的时候抓住的那一点光？你们写了孤独，写了死亡，写了虚无——这些都是真的，都是深刻的。但你们没有写光。你们不敢写光，因为写了光，就要承认黑暗不是永恒的，就要承认人是有力量的，就要承认——活着，比死有意义。”
他说完这番话，全场沉默了很久。
那种沉默不是安静，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压住的寂静。
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了一眼，看到了深渊，也看到了深渊对面的光。
“那么，谈人性就回到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你们有面对真实的勇气么？
你们的文化底色是什么？
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经历过多少王朝的兴替，承受过多少战火的摧残，遭遇过多少外族的铁蹄——但我们活下来了。我们不仅活下来了，我们还站着。风霜打在我们的脊梁上，打得弯，打不断。历史有周期律，我们比谁都清楚这个周期的残酷，但我们不愿意认命。我们愿意用一切——用血、用汗、用命——去跳出这个圈。
今天，我们可能贫穷。可能穷得叮当响，穷得连饭都吃不饱，穷得在世界上抬不起头。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化领域的从业者，我看得到光明。我看得到这个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光明和希望——那不是画饼，不是做梦，是实实在在的、从每一寸土地里长出来的、从每一个普通人的眼睛里看得见的光！
我愿意用一生，用一切，同所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为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奋斗终生！”
然掌声响了。
山呼海啸的掌声。
每个人都在鼓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
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一层盖过一层，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从左边到右边，整个会议厅都在震动。有人在拍桌子，有人在跺脚，有人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把胸口那团火烧出去。
每个人都在鼓掌。
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
他们热泪盈眶，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没有人去擦。
他们攥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指节泛白。
他们嘴唇微微颤抖，像是想说什么，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有人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有人闭着眼，任由泪水在脸上纵横；有人仰起头，死死盯着天花板，喉结上下滚动。
他们在庆祝什么？
他们在庆祝一个人说出了他们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他们又在承认什么？
他们在承认——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
不是等到了一个作家的口才，是等到了一个作家站起来说话。
站着说话，说真话，说硬话，说一个中国人该说的话，不是弯着腰说的，不是陪着笑脸说的，不是小心翼翼试探着说的——是站直了、挺起了胸膛、眼睛直视着对方说的。
八十年代的中国，太需要这样的话了。
太需要一个年轻人站在台上，对着全世界说——我们穷，但我们看得见光明；我们苦，但我们不认命；我们走过五千年的风霜，走过一百多年的屈辱，走到今天，站在这儿，站着——跟你说话。
章培恒坐在台下，看着许成军的背影，忽然转过头：“这小子，不是在场子上镇住了人，是在人心上扎了一根针。”
王水照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丸山昇坐在台上，等掌声平息了，才缓缓开口。
他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长者才有的从容和智慧。
“许成军君，您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不舒服。不是因为您说错了，是因为您说得太对了。对到我没有办法反驳，只能承认。”
他苦笑了一下。
“但是，我想问您一个我等待了很久的问题。”
他抬起头，目光变得认真，认真到像是回到了他年轻时在课堂上提问的样子。
“您怎么看鲁迅？”
丸山的表情有些奇怪，许成军能感觉到他内心有些慌乱，想回到自己最舒适的领域。
那些让一个民族面对真实，具有勇气，向死而生、向生而死的话对于一个暧昧的民族来说太难了，是的，太难了。
暧昧，这词用的多好啊！
暧昧的太久了，早就忘了自己是谁，丸山他们看似清醒，其实也不过是一层裱糊，就像漂亮国在斩杀线上高呼人权和自由。
东瀛女统领去舔漂亮国的脚面，去祭拜漂亮国扔下胖子和男孩的大兵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国家没救了。
但是一个聪明的国家和民族总会利用好其他国家的暧昧，做好中日交流不好么？
好，太好了！
不过这个问题也妙，鲁迅是谁啊？
中国唯一敢称为文豪的大师。
这个问题一出，让全场的气氛忽然变了。
不是紧张，是一种肃穆——像是走进了一座古老的寺庙，所有人都放轻了呼吸。
许成军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轻松，像是在说一个老朋友。
“鲁迅，谁都知道那是我们的愤怒大师。关于他，每个中国人都乐意把他说成是自己一伙的——左翼说鲁迅是左翼的，右翼说鲁迅是右翼的，自由派说鲁迅是自由派的，保守派说鲁迅是保守派的。鲁迅要是活着，肯定要被这些人气死。”
台下有人笑了，但笑声很短，很快就停了。
“所以，我就不跟大伙抢他了。我不聊他这个人，只说说他的作品。”
他的声音变得认真。
“鲁迅的文字能力很强，这个谁都知道。但鲁迅真正超越所有中国作家的，不是文字能力，是文体能力。鲁迅的文体感觉和创造能力实在太厉害了，可以说无师自通。在表达形式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有模仿借鉴的对象——沈从文学废名，废名学日本，巴矜学法国，茅盾学左翼——但鲁迅没有模仿借鉴的对象，至少没有单一的对象。别的中国作家是沿袭者，鲁迅是引领者。他一个人，创造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文体——杂文、短篇小说、散文诗、文学史、翻译体——每一种他都玩到了极致。”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远，像是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
“我第一次读到鲁迅的《铸剑》时，还是一个比较纯洁的少年。读完了这篇小说，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犹如一块冷铁的黑衣人宴之敖者、身穿青衣的眉间尺、下巴上撅着一撮花白胡子的国王，还有那个蒸气缭绕、灼热逼人的金鼎，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写法，后来才知道，这被西方叫做魔幻现实主义。但《铸剑》写于1927年，那时候所谓的魔幻主义在拉美才初露尖尖角。后现代主义是二战之后四五十年代才兴起的，但鲁迅具有后现代主义气质的《理水》《奔月》，却写于二十年代。”
他的声音变得感慨。
“这就是鲁迅。他不是走在时代前面，他是走在时代不知道的地方。当所有人都以为文学只有一条路的时候，他走出了十条路。当所有人都以为小说只能这样写的时候，他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技巧的问题，是天才的问题。鲁迅是天才，不是努力的天才，是生来就有的天才。”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但是，只从文学上来讲，他对中国文学的意义，不是‘伟大’两个字能概括的。伟大这个词太轻了，太容易说了。鲁迅对中国文学的意义是——他让中国文学第一次有了现代性。什么叫现代性？不是写了现代生活就叫现代性，是有了现代人的眼光、现代人的思考、现代人的困惑。鲁迅之前的中国文学，是古典的，是循环的，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学，是现代的，是线性的，是‘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他一个人，把中国文学从古代拽到了现代。”
许成军说到这情绪其实是有些激动，他不一定真的爱鲁迅的文学，但是他爱这个人存在的意义。
他前世有时候也会觉得奇怪。
各种人解读鲁迅的时候，都在夹带私货。
‘国民劣根性’这个说法，是中国教科书的说法，其实从来不见于鲁迅的原文，你把鲁迅全集拿过来读一读，看看鲁迅到底骂了谁？
鲁迅从来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怎么到了某些人嘴里，就成了鲁迅骂政府、骂老百姓了？
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这种说法，说到底是读者强加给鲁迅的。
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可爱的、可悲的，但从来就没有可恨的。
孔乙己可恨吗？
他悲惨的一生，难道读者读不懂吗？祥林嫂可恨吗？她的悲惨谁知道？哪怕是《藤野先生》里面那段‘中国人被日本人杀了，围观群众麻木不仁’的内容，也只是陈述事实。
鲁迅只是陈述事实，就踩了某些人的尾巴。
看样子，这些人他们见不得鲁迅写中国人的悲惨和无奈——因为写了悲惨，就是骂中国；写了无奈，就是骂政府。
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不讲道理的逻辑。
许成军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变得平静。
“所以，您问我怎么评价鲁迅这个人。我的回答是——鲁迅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同情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和悲惨命运。他写的每一个人，都是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在泥泞里挣扎的人。他不是站在高处俯瞰他们，他是站在泥泞里跟他们在一起。这一点，比他的任何一篇文章都重要。”
他说完这番话，全场沉默了很久。
丸山昇坐在那里，看着许成军，目光里有惊讶，有欣赏，还有一种很深的感慨。
他研究鲁迅这么多年，今天第一次听到一个中国作家这样评价鲁迅——不是从政治的角度，不是从思想的角度，是从人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