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对鲁迅的文学以及其本人最狂热的国家。
鲁迅在国内实在太有名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而在曾经的一些年代里，鲁迅的书甚至是大家唯一可以看的课外读物。
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国民影响力最高的文人，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必多说。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藤野先生的好朋友，在日本有着极高的地位！
问问80年代认识中国的名人有谁？
答案一定是鲁迅。
曾几一度，鲁迅对日本的影响之大以至于达到了如后来已经贵为知名教授的藤井省三所说的：“鲁迅文学永远活在日本人心底”的程度。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出版鲁迅全集最早的国家，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早在1937年，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就已在日本问世了。
到1953年至1954年，青木书店多位译者翻译的《鲁迅全集》更是唯一的一套中国作家的日语全集。
著作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少日本作家就深受鲁迅影响，鲁迅作品中的许多段落和名言因为经常被引用，也间接导致鲁迅的名句达到了被日本家喻户晓的程度。
丸山昇坐在台上，面前的茶杯已经凉了，他没有去碰它。
他的目光落在许成军身上，那种目光不是审视，是是一种学者在面对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时，才会有的、专注到近乎虔诚的光。
丸山昇研究鲁迅三十年了，从战后的废墟里开始读鲁迅，读到日本经济腾飞，读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读到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撞得粉碎。
他读过的鲁迅研究文献可以堆满一整间屋子，他写过的鲁迅论文可以编成厚厚的几卷本。
但今天，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年轻人，这个上过战场、写过小说、在三十岁逗不到的年纪就敢跟大江健三郎平起平坐的中国作家，他对鲁迅的理解，让丸山昇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几乎可以说是战栗的东西。
“许君，”丸山昇开口了，带着一种学者特有的的慎重，“你对鲁迅的研究和看法，和很多中国人并不完全一样。”
他顿了顿，有些犹豫该不该说接下来的话。
但是他还是说了，日本人骨子里信俸强者，但是眼下全场在他们的眼里强者只有一个——许成军。
所以说了就说了。
许君会原谅我的冒失——
“我一直以为，中国人不研究鲁迅了，或者说，不认真地研究鲁迅了。你们把他供在神龛上，给他塑像，给他盖纪念馆，把他的文章收进教科书，让每一个学生都读他的《故乡》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你们真的在读他吗？你们真的在理解他吗？还是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符号，一面旗帜，一个‘我们也有’的证明？”
他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他觉得他说的是事实，也来自他的朴素观察。
你许成军在观察日本，难道日本不是在观察中国？
你以为只有你在拿日本当镜子照？
丸山昇这三十年，每一次来中国，每一次跟中国学者对话，每一次翻开中国的鲁迅研究刊物——他都在观察，都在记录，都在比较。
他知道中国的鲁迅研究到了哪一步，知道哪些是真学问，哪些是假大空，知道哪些人在认真读书，哪些人只是在重复口号。
他比很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现在他显得有些占据不了上风，那是因为许成军不是拿学术来压他，而是拿着未来四十年的框架来压他！
如果换个人呢？哪怕是台下的章培横呢？
他当然是我睥睨之。
不过学术领域的常态就是彼此攻伐，互有交流，你戳我一下，我戳你一下，你说我没有面对真实的勇气，我说你把鲁迅供成了神像。
你说我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我说你的研究早就僵死了。
这才是跨国学术交流的常态——不是一团和气地互相吹捧，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用各自的武器，刺向对方最软的地方。
刺完之后，疼过之后，各自回去想一想：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1982年的中国，对鲁迅是什么态度？
说实话，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2024年的中国都未必有1982年的日本走得深。
这话不好听，但丸山昇心里清楚，许成军心里也清楚。
中国有鲁迅。
正因为有，所以不需要研究——至少，很多人的逻辑是这样的。
鲁迅是我们的，我们不需要证明他伟大，他本来就是伟大的，我们不需要理解他，我们只需要记住他，我们不需要读他的书，我们只需要知道他的名字。
甚至很多人心里想的是，我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子不语，怪力乱神”，谁伟大，我就攻击谁。
这逻辑，在1982年，是很多人的朴素想法，在2026年，也未必完全消失了。
丸山昇的话，扎的不是许成军一个人，是扎在一种心态上。
这种心态不是谁的错，是一个大国在面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时，很容易陷入的惯性——拥有，所以不再珍惜；熟悉，所以不再深究；伟大，所以不再追问。
许成军听着，没有马上反驳。
因为他知道，丸山昇说的是事实。
至少，是部分事实。
“我研究鲁迅三十年。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人人都说鲁迅伟大，但很少有人认真地问：鲁迅为什么伟大？他伟大在哪里？他的文字好在哪里？他的思想深在哪里？你们好像觉得这些问题不需要问，因为‘大家都知道’。但‘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恰恰是最没有人真正知道的东西。”
他抬起头，看着许成军，目光竟然带着痛心，一种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痛心！
你们不珍惜，但是我们缺啊！
“日本不一样。我们没有鲁迅，所以我们拼命地想要理解鲁迅。竹内好写《鲁迅》，是在战时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他写鲁迅是为了理解自己——理解日本为什么失败，理解日本应该走向哪里。伊藤虎丸写鲁迅，是在战后民主主义的高潮里写的，他写鲁迅是为了理解什么是‘个的自觉’，什么是真正的现代性。北冈正子写鲁迅，是为了考证鲁迅在东京留学时读了什么书、受了谁的影响，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一条注释一条注释地做。我们研究鲁迅，不是因为我们有鲁迅，是因为我们没有鲁迅——所以我们把他当作一面镜子，照自己，照日本，照东亚的现代性。”
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沙哑。
“许君，我想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们有鲁迅，你们真的珍惜他吗？”
这句话太沉了，沉到台下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许成军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摇了摇头，带着一种“你不懂我们”的无奈。
“丸山先生，您说得对，也不对。”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您说中国不研究鲁迅，我不同意。我们有王瑶，有唐弢，有李何林，有冯雪峰——这些人研究鲁迅，不是把鲁迅当学问做，是把鲁迅当信仰做。他们是鲁迅的学生，是鲁迅的同路人，是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跟着他走的人。他们写的那些东西，也许没有竹内好那么深刻，没有伊藤虎丸那么系统，但那些东西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不是从书本里抄来的。您说这不是研究，我不同意。这是另一种研究——不是站在外面看，是站在里面活。”
他的声音变得沉稳。
“但是，您说得对的地方是——我们确实把鲁迅供得太高了。高到没有人敢碰他，高到没有人敢批评他，高到鲁迅变成了一个符号、一面旗帜、一尊佛像。您知道吗，在中国，有些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大家唯一可以读的课外读物。不是因为他写得好，是因为只有他的书可以读。这样一来，人人都知道鲁迅，但没有人真正理解鲁迅。人人都能背‘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没有人问——那条路，鲁迅到底想走往哪里？”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但是，丸山先生，您说我们不珍惜鲁迅，我不同意。我们珍惜他，不是因为我们研究他、引用他、纪念他——我们珍惜他，是因为他替我们说了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他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是骂中国人，是心疼中国人。他说‘从来如此，便对么’，不是要砸烂一切，是要我们思考。他说‘救救孩子’，不是写给孩子看的，是写给大人看的。这些东西，不是研究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您研究鲁迅三十年，您研究出来的鲁迅，和我们活出来的鲁迅，可能不是同一个鲁迅。”
他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善意，也有一种年轻人面对长者时才有的、恰到好处的锋芒。
“丸山先生，你们研究鲁迅，是因为你们没有鲁迅。我们有鲁迅，所以我们跟着鲁迅走的路走就好了。毕竟他也说了嘛——‘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就是那些走路的人。我们不研究路，我们走路。时间会证明一切。如果路走对了，那说明鲁迅是对的；如果路走错了，那说明我们走错了，不是鲁迅说错了。不过，确实是能感觉到——日本的朋友们，真的很喜欢鲁迅先生啊。”
这句话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所有人都听出了里面的分量。
连一直严肃地坐在那里、整场都没有怎么笑过的大江健三郎，忽然笑了。
那个笑容很突然，像是一扇紧闭了很久的窗户忽然被风吹开，阳光一下子涌了进来。
大江的笑容里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不是学者的矜持，不是作家的深沉，是一个儿子在提到母亲时才会有的、那种柔软到几乎透明的温情。
“是的，”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几乎是孩子气的认真，“连我母亲都不能免俗。”
台下有人笑了，笑声不大，但很真切。
大江摊了摊手，像是在说一件很不好意思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
“前些日子，我母亲对我说——在亚洲作家中，最应当获得诺贝尔奖的是泰戈尔和鲁迅。大江健三郎，你跟他们比起来，差远啦。”
他说“差远啦”三个字的时候，用的是中文，发音不太标准，带着浓重的日语口音，但那个腔调学得惟妙惟肖，像极了一个老太太在教训儿子的样子。
台下哄堂大笑。
笑声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从左边传到右边，整个会议厅都浸在笑声里。
有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捂着嘴笑，有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连坐在台下的章培恒都笑了，他转过头看了王水照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没想到这个日本人还挺有意思”的惊讶。
大江等笑声平息了一些，才继续说下去，声音变得认真了，但那种认真里还带着笑意的余温。
“我说的不是假话。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今天的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很重。
重到台下没有人笑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着这个日本作家，看着他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时的表情——那不是客套，不是外交辞令，是一个人把最深的秘密掏出来给人看时的那种坦诚。
许成军微微点了点头。
他心里清楚，大江健三郎说自己是“中国人的朋友”，不是假的。
大江算是日本的鲁迅崇拜者中最出名的一位了。
2006年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演讲时，曾说到“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
他曾经在《自选随笔集》的自序里写过：“我现在写作随笔的最根本的动机，也是为了拯救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明天。用最优美的文体和深刻思考写出这样的随笔，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
这些话，许成军都读过，但今天亲耳听大江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他还是感到了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震动。
不是被恭维的震动，是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的真诚时才会有的震动。
台下的学生们已经听呆了。
他们中间有的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有的是刚入学的本科生，有的是从外地赶来旁听的青年教师。
他们读过鲁迅，读过《呐喊》《彷徨》《野草》，读过那些被印在教科书里的、被老师反复讲解的、被考试反复检验的课文。
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日本人，一个用日语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的日本人，会站在这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
这句话太重了，重到有人眼眶红了。
不是因为骄傲，是因为——一个外国人比你更珍惜你的东西，那种感觉是很复杂的。
有感动，有惭愧，也有一点点的不服气。
坐在第三排的一个男生，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下巴上长着一颗明显的痣，他攥紧了手里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