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军忽然转向台下，目光扫过那些年轻的脸。
“第一个问题交给我吧。”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今天来的有很多复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复旦在中国有极高的名望，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中国的未来。你们需要看到世界，不能闭着眼睛走路。所以我想问三位——”
他顿了顿，目光从大江移到丸山昇，再移到尾崎文昭，最后落回台下。
“你们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国？”
全场安静了一瞬。
然后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有人身体微微前倾，有人不自觉地攥紧了手里的笔。
评价了日本一整场的许成军，竟然把矛头指向自己了——不是指向自己，是指向身后的这个国家。他让他们来评价中国。
当着几百个中国人的面，让三个日本人来评价中国。
稀奇。
真是稀奇。
台下那些学生的脸上，表情复杂得像一幅调色盘。
有人兴奋，眼睛发亮，脖子伸得老长，像是猎犬闻到了猎物——终于可以听到日本人怎么说我们了。
有人紧张，嘴唇抿成一条线，手指绞着衣角——他们怕听到不好的话。
有人坦然，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来吧，说什么我都不怕。
有人低下头，不敢看台上的日本学者，像是一个病人等着医生宣判。
但所有人的心里，都在想同一件事——他们会怎么说？
1982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特区还在摸索——深圳的工地上尘土飞扬，推土机轰隆隆地响着，但脚下的路到底通向哪里，谁也说不准。
农村承包责任制刚刚推开，安徽小岗村那十几个按了红手印的农民还不知道，他们那一夜的决定，会在几年之内改变几亿人的命运。
城市的街道上还到处都是自行车，叮铃铃的车铃声从清晨响到黄昏，像一条流动的河。
电视机还是奢侈品，谁家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整条巷子的人都会搬着小板凳来看。
出国的机会比中彩票还稀罕，托福和GRE还是大多数人听不懂的名词，偶尔有谁拿到了一个出国名额，全系的人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这个国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身上还带着寒气。
街上的灰色和蓝色还没有褪尽，人们说话的时候还习惯性地压低声音，很多话题还是不能碰的禁区。
但眼睛已经看见了春天的影子。
冰面底下有水在流了，树枝上有了第一个芽苞，空气里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说不清是什么味道，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变。
学生们每天在课堂里读书，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在宿舍里争论到半夜。
他们争论改革的方向，争论文学的意义，争论这个国家的未来，他们为了一篇伤痕文学里的一句话争得面红耳赤，为了一部外国电影的结尾争到熄灯还不肯罢休，他们从被窝里探出头来，说“你听我说完”，然后裹着被子坐起来，继续争。
他们渴望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看我们？
我们走的这条路，对吗？我们这些人，有希望吗？
深圳蛇口的工地上，工人正在用最原始的工具挖土方。
那个后来被叫做“蛇口模式”的东西，现在还只是袁庚脑子里的一张草图。
深圳河边，有人开始偷偷地跟对岸的香港人做生意，用小舢板运过去几只鸡、几筐菜，换回来几块电子表、几件花衬衫。
这些东西从罗湖口岸一路往北，传到广州，传到长沙，传到武汉，传到更远的地方。
每一件花衬衫穿在一个中国年轻人身上，都像是一面旗帜——他们在用身体宣布：我不想再穿灰色的了。
而在大凉山的深处，七八岁的孩子光着脚走在碎石路上，书包是家里缝的布袋子，里面装着一本语文课本、一支秃了头的铅笔。
他们要翻过两座山，才能走到那间土坯房的村小。
教室里没有电灯，窗户上糊的是化肥袋子的塑料膜，冬天的时候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孩子们的手冻得像胡萝卜，但还是攥着笔，一笔一画地写。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改革开放，不知道什么叫经济特区，不知道深圳在哪儿。
他们只知道——读书，才能走出这座山。
重庆万州的江边，天还没亮，就已经有孩子在等了。
江水太急，桥太远，他们要过江上学，只能坐那种用竹篾编成的、绑在钢索上的“过江筏”。一个竹篮，一根钢索，底下是滚滚的长江。孩子蜷缩在里面，双手抓着竹篾，指节发白，眼睛盯着对岸——学校在对岸，老师在批改语文课的卷子。
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在晨光里出发的孩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未来在何方？
今天的一切，看着都是旧的。
街道是旧的，楼房是旧的，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旧的，印在报纸上的语言也是旧的。
但就在这些旧的缝隙里，新的东西正在往外冒。
这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人。
他们赶上了时代的转折点，赶上了国门刚刚打开的那条缝，赶上了第一缕照进来的光。他们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相信自己的孩子不会再过自己这样的日子，相信这个国家正在往对的方向走。那种相信不是理性的判断，是直觉——是一种从泥土里、从血液里、从五千年的基因里长出来的直觉。
这也是最迷茫的一代人。旧的答案不管用了，新的答案还没有写出来。
我们——要如何强大？
不是因为他们崇洋媚外，是因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黄皮肤黑头发的民族里，第一个靠卖屁股跳出来与欧美坐一桌的。
“脱亚入欧”。
他们想知道，这个邻居怎么看我们？
丸山昇沉吟了片刻。
“我研究中国三十年了。三十年，我看见的中国，不是一个静止的中国，是一个在剧烈变化的中国。”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远。
“我1979年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从京城坐火车到上海，沿途看到的景象，让我很受震动。农田里有人在干活，但工具很落后，效率很低；城市的街道上很安静，没有什么商业，没有什么活力。人们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蓝色的，表情也是灰色的、蓝色的。那时候我在想这个国家真落后。”
他的声音变得有力了一些。
“但这一次来，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上海的街道上开始有了颜色，有了声音，有了人在谈论怎么赚钱、怎么做生意。你们的报纸上开始讨论改革、讨论开放、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商品经济。你们的年轻人开始读西方的小说，看外国的电影，学英语和日语。这些变化，很小，很慢，但它们是真实的。一个民族要醒过来，不是一锤子敲下去就能醒的，是一点一点地、从手脚开始、慢慢暖过来的。”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那些年轻的脸。
“但是——请允许我说一个‘但是’——我同时看到了一些让我担忧的东西。你们在模仿日本、模仿西方的过程中，会不会丢掉自己？你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时候，会不会忘记人？你们在打开窗户的时候，会不会连蚊子一起放进来？这些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是每一个后发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们学西方，学到最后，差点把自己学没了。后来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回来。”
他说完，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在对自己说的话画上一个句号。
尾崎文昭推了推眼镜，接过话头。他的声音比丸山昇更轻，但更锐，像一把剃刀。
“丸山老师说的是宏观的层面，我想说一个更具体的角度。”
他的目光落在台下，像是在寻找一个具体的人。
“我注意到，在座的年轻学生，你们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我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姑且称之为‘饥饿感’。不是对食物的饥饿，是对知识的饥饿，对世界的饥饿，对未来的饥饿。这种饥饿感，在日本年轻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了。日本战后那一代人，跟你们一样饿过，饿到啃树皮、吃草根。但他们饿过之后，吃饱了，就不饿了。不饿了之后，就懒得动了。你们还在饿，所以你们还在动。这是你们的优势。”
他的声音变得更低了。
“但是——饥饿感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它会推着你往前走；坏事是它会让你的眼睛只盯着前面，忘了看脚下。你们想学日本，想学西方，想学一切比你们先进的东西。这没有错，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学来的东西，是不是适合你们？你们拿来的那些模式、那些理论、那些方法，放在中国的土壤里，能长出一样的果子吗？”
他的语气里没有批评，只有一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诚实。
“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什么都学西方。学宪法，学军事，学教育，学穿衣吃饭。学了几十年，发现学来的东西跟自己的水土不服。于是我们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消化、去改造、去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是漫长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现在站在这个过程的起点上。我希望你们走得比我们更聪明一些，更清醒一些，不要重复我们的弯路。”
他说完，推了推眼镜，那个动作很慢，像是在说——我的话讲完了，你们自己琢磨。
大江健三郎没有马上开口。
“许成军君，你让我评价今天的中国。我很难评价，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是政治学家，不是一个可以对一个国家做出判断的人。我是一个小说家。小说家能做的，不是判断，是感受。”
他的声音很轻，像冬天的雪花，落在手心里就化了，但化的时候带着凉意。
“我感受到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正在诞生的中国。你们正在经历一个阵痛期——旧的秩序在瓦解，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会痛，有人会迷茫，有人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是正常的。一个民族要分娩一个新的自己，没有不痛的。”
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有力了。
“但是，我在你们年轻人的眼睛里，看到了一样东西——光。不是那种被照亮的、反射出来的光，是自己发出来的光。你们在读书，在思考，在争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些光，现在是微弱的，是一点一点的，是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但如果它们能够聚在一起，如果你们能够互相照亮，如果你们能够把这束光传递下去——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他停了一下，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是一种寄托。
“我母亲从小告诉我，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是因为它大，是因为它有一种韧性——被打倒了，能爬起来；被打碎了，能粘起来；被打散了，能重新聚起来。你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你们就是中国的韧性。”
他说完，深深地看了台下一眼，然后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