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完，深深地看了台下一眼，然后低下了头。
全场沉默。
那种沉默不是安静，是思考。
是几百个人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里，还在找出口时的沉默。
丸山昇的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在苏醒过程中的阵痛与希望；尾崎文昭的话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可能走的弯路；大江健三郎的话像一束光，照在了每一个年轻人自己的脸上——你看，你眼睛里也有光。
许成军站在台上，听完翻译，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里没有刚才的锋芒，没有调侃，只有一种很深的、很认真的东西。
“三位先生的话，我听了，很受教。丸山先生说中国在醒过来，说得对。尾崎先生说我们有饥饿感，说得也对。大江先生说我们眼睛里有光，说得也对。你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同一个中国——一个正在变化的、正在挣扎的、正在往前的中国。”
他的声音变得沉稳了，像是在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但是，我想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跟你们说几句话。”
全场安静了。
二十一世纪？
1982年的人，听到“二十一世纪”这四个字，就像听到“火星”一样遥远。
那是十八年后的事，是下一个千年的事，是在座很多人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正当壮年的事。
许成军站在1982年的讲台上，说他要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说话——这句话本身，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所有人脑子里那个叫做“未来”的黑房间。
是的，他不准备说我们现在多苦、多难、多迷茫，只是像把未来的一角透题给这些时代的答卷者。
“丸山先生说，中国在醒过来。我想告诉你们——中国不仅会醒过来，还会站起来。不仅会站起来，还会跑起来。在你们有生之年，你们会看到中国的经济超过日本，超过德国，成为漂亮国之外最大的经济体。你们会看到中国的城市里高楼林立，地铁四通八达，高速公路像蜘蛛网一样铺满整个国土。你们会看到中国人坐飞机出国旅游，在巴黎买香水，在纽约买衣服，在东京吃寿司。你们会看到中国的一艘艘大船，从上海港、从天津港、从广州港出发，开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但不是那种演讲式的、煽情式的高，是一种——笃定。
像是一个已经看过剧本的人，在给还没看过剧本的人讲剧情。
“尾崎先生说，我们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可能会丢掉自己。我想告诉你们——不会。因为中国太大了，大到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会被消化。佛教是印度来的，到了中国变成了禅宗；马克思主义是德国来的，到了中国变成了教员思想。你们现在学的那些西方的东西、日本的东西，到了中国，也会变成中国的东西。这不是自信，是历史。五千年的历史告诉你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被任何外来文化吞没过。从来没有。”
他的目光扫过台下，扫过那些年轻的脸。
那些脸上有震动，有热血，也有一种——被看穿了之后的羞赧。
许成军不是在安慰他们，他是在告诉他们：你们是历史的继承者，不是历史的开始。
在你们之前，这个民族已经活了五千年。
在你们之后，它还会活很久。
你们要做的，不是从零开始，是把这根接力棒接住，然后跑好自己这一棒。
“大江先生说，我们眼睛里有光。我想告诉你们——那束光，不是你们自己的。是你们的父母给你们的，是你们的老师给你们的，是这个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给你们的。你们要做的，不是守着这束光不放，是把它放大，把它传下去。传给你们的下一代，传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传给更远更远的未来。”
他停了一下，声音忽然变得很低，低到像是在说一件只能在这几个人之间说的秘密。
“三位先生今天说的话，有些是表扬，有些是批评，有些是提醒。表扬的，我替你们收下了；批评的，我替你们记住了；提醒的，我替你们记在心里了。但我想告诉你们一句话——别人的评价，永远是别人的。中国是什么样，不是日本人说了算的，也不是美国人说了算的，是你们自己说了算的。你们今天坐在这个教室里，听这些大人物讲话，觉得他们很厉害，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但你们要记住——他们说的，只是他们的看法。真正的中国，在你们脚下。你们走出这个会场，回到宿舍，回到图书馆，回到你们各自的岗位上，去做事，去读书，去思考，去创造——这才是中国的样子。”
他的声音忽然拔高了。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中国真正强盛的那一天。但你们会看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跟所有人平起平坐。你们会看到中国人不再需要仰视任何人，不再需要任何人来评价我们。你们会看到——我们走过的这条路，虽然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但它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每一步，都是自己的脚印。”
他深深地看了台下一眼。
“路是走出来的。不是别人指给你的，是你自己一脚一脚踩出来的。你们——就是那个踩路的人。”
他说完，没有再说话。
全场沉默。
几百颗心脏在同一瞬间加速跳动。
有人眼眶红了，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咬着嘴唇，有人低下头，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表情。
他们听了丸山昇的话，听了尾崎文昭的话，听了大江健三郎的话——那些话里有肯定，有担忧，有提醒，有期待。
然后他们听了许成军的话。
那些话像一盆水，浇在他们头上，凉的，但让人清醒。
又像一把火，烧在他们胸口，烫的，但让人热。
日本三人没有说话。
丸山昇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已经凉透了。
负责维护现场的学生有些不负责任，已经听了进去。
许成军给了大家十分钟休息时间，等他回来时，学生们带着更多期待，他转向台下，嘴角微微翘起。
“那第二个问题交给场下的学生吧。有想问问题的么？”
话音未落，台下“哗”地一下炸了。
争先恐后的、迫不及待的。
几百只手齐刷刷地举起来，有的举得老高，有的怕看不见干脆站了起来，有的一边举手一边喊“我我我”。
程永欣站在后排，两只手都举起来了，周海波在旁边推他，李继海干脆踩到了椅子上。
浪潮文学社那几个人最疯，恨不得整个人趴到前排去。
许成军目光往下一扫，扫到林一民那儿，嘴角一扯。
“我走个后门。”
他笑着说，语气里带着一种熟人之间才有的随意，“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复旦大学浪潮文学社的常务副社长，也是未来浪潮出版社的林一民同志。当然，走后门是开玩笑的。他是极其优秀的文学工作者。请他问个问题。”
日本三人的目光顺着许成军的手指看过去，落在一个穿着蓝布中山装的年轻人身上。
林一民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红到耳朵根，红到脖子。
他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
这年头，能跟国际友人对话的机会，比过年吃肉稀罕多了。
在座的几百个学生，谁不想站起来问一句？
可偏偏是他站起来了。
嘿，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是因为他跟许成军睡过一个宿舍，吃过一锅饭，熬过半夜的灯。
你说气不气？
大腿抱对了。
他感激地看了许成军一眼。那一眼里有千言万语，但到了嘴边就剩下一个念头：这人，这辈子认了。
“我有两个问题——”
林一民开口了，声音有些发紧，但还算稳，他清了清嗓子，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台下又“嗡”地一声炸开了。
两个问题？说好的一人一个呢？
窃窃私语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像一群蜜蜂在会议厅里嗡嗡地飞。
许成军无奈地摊手，那表情像是在说：我有什么办法。
“谁让他是我室友呢？再走个后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