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系大三的周兴云正站在人群边缘，手里端着一个搪瓷茶缸，本来懒得搭话。
新生嘛，大惊小怪。
可一偏头，看见问这话的是个梳双马尾的学妹，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他，茶缸便在嘴边顿住了，声音不自觉地放柔和了三分：“这个嘛，《浪潮》最开始确实是文学社，在复旦乃至整个华东地区高校都极有影响，还成立了浪潮文学联合会。但是——”
他卖了个关子，在学妹期待的目光里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你们也知道，许教授是什么人物。就在去年，学校出面牵头，联合译文社拿到了魔都的出版资质，月底就要在武康路正式挂牌了。以后就不是一个学校的文学社，是一家正经的出版社。”
学妹恍然大悟，认认真真地点了点头：“学长懂得真多！”
周兴云嘿嘿一笑，挺了挺胸脯，故作谦虚地摆摆手：“嗨，这不是上学期跟着许教授和董教授参与了翻译《百年孤独》的项目嘛，知道一点内情。也就是略懂。”
“哇，学长还翻译了《百年孤独》！”
“诶，不是不是！不是我翻译！参与，参与而已！”周兴云急得直摆手。
“那也很厉害了呀，那可是《百年孤独》啊！”
周兴云挠了挠头，嘿嘿憨笑了两声。
他偷偷看了一眼学妹认真的侧脸，忽然觉得九月的阳光好像比刚才更亮了些。
这个学期，似乎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要发生了。
许成军倒是没注意到这边的小插曲。
他一路走，一路被认出来。
抱着一摞书的青年教师冲他点头致意，骑自行车的校工远远喊一声“许老师早”，
几个从食堂出来的学生端着搪瓷饭盆就围上来问这问那，
还有相熟的教授隔着老远就朝他扬了扬手里的新刊物，意思是有好文章等着他看。
他一一应着，步子不急不缓，像是走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苏曼舒走在他身边，已习惯了这场面，脸上挂着浅浅的梨涡，杏眼弯弯，就这么笑着看他跟学生们打招呼，偶尔有人认出她来，她也大大方方地点个头。
路过经济系所在的楼宇。
苏曼舒从许成军手里接过自己那份讲义，说了声“中午食堂见”，便转身进了楼门。
许成军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爬山虎掩映的门洞里，才转身继续往中文系办公楼走。
路上的学生越来越多，叮铃铃的自行车响成一片。
远处的操场上已经有班级在上体育课，哨声和笑闹声混在一起飘过来。
空气里满是草木的清气和新课本的油墨香，初秋的复旦园像一幅刚刚展开的画卷，每一笔都是生机勃勃的。
走到中文系办公楼，许成军一路跟几个相熟的年轻教师打着招呼——
陈思和在楼梯口冲他扬了扬手里的学报，
邬国平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说了句“成军，你那篇论文的校样我放你桌上了”，
杨剑桥抱着一摞讲义跟他擦肩而过，笑着说了句“回头找你聊”。
教授们大多来晚些，这会儿楼里进进出出的多是刚留校的年轻人，彼此之间没什么拘束，气氛轻快得很。
陈思和看见许成军，快步迎上来，压低了声音带着些兴奋：“成军，好事！听说茅盾文学奖，你的作品进预选组讨论了！”
“我的哪部作品？”
陈思和脸一黑：“还能哪部？《红绸》呗！你还想几部同时入选？”
他随即又把声音压了压，左右看看才说，“上个月我去京城开会，碰见谢永汪主任了。他私下跟我透了个风——这次预选组一共就五个人：陈企侠、冯慕、韦俊毅、孔洛榫，加上谢主任自己。能进他们手里那一关的，后面终评会基本就是走个流程了。”
许成军微微点了点头。
谢永汪是《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也是这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核心操盘人。
许成军和他没打过交道，但是总听相熟的编辑提起，算是个熟悉的陌生人。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年限横跨1977到1981年，五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何止百部，能从这浩如烟海的书单里被挑出来摆在香山昭庙的书桌上，本身就已是万中挑一的殊荣了。
只是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不是评奖。
而是那个病榻前给他写信的老人。
沈老已经走了——
走之前嘱咐他“脚踏实地，莫负初心”。
那封信如今被他锁在武康路书房保险柜的最里层，和那枚朱东润送的端砚放在一起，从不轻易拿出来。
斯人已逝，他的名字已经用来命名文学奖了。
“成军？成军！”
陈思和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许成军回过神来，笑了笑：“诶，好事！谢了，思和。”
陈思和无奈地摊了摊手，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也就是你了，听说可能要得这么大的奖，还能站在这发呆。搁别人身上，怕是早跑到走廊上来回遛了。”
许成军笑着耸耸肩，半真半假地回了句：“还是很大的，如果这个奖是沈老亲自颁给我，我可能更好受一点。”
陈思和挑眉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善意的揶揄：“忘了，你这文坛的宝贝疙瘩，跟那些泰山北斗都分不清关系。行啦，赶紧忙去吧，改天再闲聊。早上第一节是你的课吧？”
说完挥挥手往自己办公室去了。
他们这一批刚转讲师的新人，大多数还没资格站上讲台，只能先跟着老教授听课、备课、改作业。
许成军望着他的背影，想起自己几年前也是这样在走廊里急匆匆地走着，一眨眼，轮到他给别人上课了。
许成军的三门课——大学语文、基础写作、文学概论。
在复旦一开张便满堂彩。
有学生在课后跟同学感叹：“许老师讲课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照本宣科，也不耍花架子，就是引经据典随手拈来，讲到兴头上能把《诗经》和马尔克斯搁一块儿讲，还让你觉得真就是这么回事。最绝的是，他从来不说‘这个观点是对的’，他只告诉你‘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想’、‘那个角度也许有点意思’，然后你自己去琢磨。我们有时候甚至觉得，他对文学的未来发展好像了如指掌——有些他要我们去尝试的写法，现在看还觉得新鲜得不得了，可你细想想，又觉得那大概就是以后文学要去的方向。”
这种声音在学生中间迅速传开了。
他那句“中国文学没有未来，因为未来属于中国”早就在各高校的文学社团里被传抄了无数遍，如今真人站在讲台上，比纸上的铅字更鲜活，也更有冲击力。
加上他将要拿大奖的消息被人传了又传。
在学校里已经似乎是板上钉钉。
开学第一周来蹭他课的外校学生就把阶梯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第二周情况愈演愈烈，过道里站满了人不说，连窗台上都坐了一排，还不断有学生试图往里挤。
孙教务被逼得没了办法，只好印了一批“外校听课证”，一人一证，凭证入场。
这下外校的学生怨声载道，有人寄信来骂教务处“官僚主义”的，
有人托复旦的同学帮忙多占座位的，
还有个上师大的男生每节课都拎着小板凳来，坐在走廊窗台上隔着玻璃听完整堂课，风雨无阻。
后来许成军听说了这事，下课后特意在走廊里找到他，说了些个体己话。
这些事他都没跟苏曼舒讲。
晚上回到家里，苏曼舒问他今天课上得怎么样，他就说“挺好的”，然后钻进书房继续改稿。
可苏曼舒有次去学校找他，路过阶梯教室时往里看了一眼——
连讲台边上都蹲着学生，他站在中间，袖子卷到小臂，粉笔灰落了一肩膀，眼睛却有着别样的光彩。
她没进去，站在门口看了几秒，悄悄走了。
这大约就是理想主义的模样吧，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