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
一则电讯从东京经由京城新华社总社，沿着蛛网般的电波线路传遍了大江南北，落在各省日报的头版头条，
落在街头巷尾广播喇叭的电流声里，
落在每一个习惯在清晨收听庄儿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中国人耳中。
新华社京城9月28日电：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我国著名青年作家、复旦大学副教授许成军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撕不碎的红绸》日文版，在日本荣获第三十四届读卖文学奖（小说奖）。读卖文学奖系日本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文学大奖之一，由读卖新闻社于1949年设立，历届获奖者均为日本文坛之翘楚，如井伏鳟二、大冈升平、三岛由纪夫等。许成军同志系该奖自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籍作家，亦是该奖迄今最年轻的获奖者。
许成军获得读卖文学奖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荡开。
读卖文学奖是什么？
彼时的中国人对这个名字还没有清晰的概念。
日本的奖？
好像挺厉害？
报纸上说历届获奖者有井伏鳟二、大冈升平，还有那个写过《金阁寺》的三岛由纪夫——都跟世界级的大文豪并列了，那肯定不是一般的奖！
9月29日，《光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跟踪报道，行文是八十年代典型的党报笔墨，庄重、详实，字里行间却藏不住那股扬眉吐气的劲儿：“读卖文学奖创设三十三年来，以其评审之严谨、遴选之精当，素为国际文坛所重。许成军同志以而立未至之年，继茅盾、巴琻、老舍等文学巨擘之后，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声音播扬于海外，实为我国文艺界一大盛事，亦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同日，《人日》在第三版“国际文化”栏目刊发评论《从〈红绸〉获奖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中写道：“一个民族的文学能否被世界所认可，不在于它模仿得多么像别人，而在于它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与艺术品格。《红绸》以其深沉的历史意识、独特的叙事结构和不可替代的中国经验，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活力与可能性。”
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民众从最初的懵懂到与有荣焉，只用了短短一个下午。
1982年的中国，百废待兴，每一个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可都被视作民族复兴的注脚。
1981年女排首夺世界杯冠军时，全国上下敲锣打鼓、上街庆祝的场面犹在眼前；
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力挽狂澜，更是让“中国人不比任何人差”的信念在无数人心头扎根。
体育上的胜利和文学上的胜利，在这个年代撑起了国人自信心最敏感的神经。
此刻，一个二十出头的中国作家，用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名字，站上了日本文学最高领奖台，这种感觉比任何口号都来得直接、来得滚烫。
许成军身处漩涡中心，却觉得自己如一叶扁舟。
这些日子，他在复旦园的梧桐道上匆匆走过，能从迎面走来的学生眼睛里看到那种光——
崇敬的、炙热的、带着某种不容推辞的期待的光。
荣誉是好事，但过度的荣誉总伴随着某种个人价值在庞大叙事里的溢散。
年初在前线荣立三等功时收获的“人民作家”赞誉，因他去东北深山老林销声匿迹数月以及复旦系章培横等人的刻意保护，一度渐渐平息。
如今读卖文学奖的出现，又把那些喧嚣重新点燃，并且比上一回来得更猛、更烈，
像一场烧不尽的山火，风一吹，又漫山遍野地燃了起来。
十月一日，《文艺报》刊发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穆的署名文章《红绸何以“撕不碎”——论许成军作品在国际语境下的独特价值》。
冯穆在文中写道：“《红绸》之所以能在异邦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非因其迎合了他者的审美期待，恰恰相反，它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将中国军人的血性与尊严、将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悲欢与抉择，原原本本地呈现于世界面前。真正的普世性不是抹平差异，而是在最独特的本土经验中开掘出人类共通的情感深度。这正是《红绸》的成功之道，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途。”
十月三日，已凭《人生》声名鹊起的陆遥在接受《长安》杂志采访时，用他那带着浓重陕北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道：“许成军的艺术成就在国内无人能及。他的文字里带着极强的理想主义和对人民的悲悯。他的文风看起来中正平和，但那底下藏着的东西——叙事的奇崛、结构的胆识、对形式的不断突破——让我觉得，他在做一件我们很多人想做还不敢做的事。”
记者问他是否会因为许成军的声名而感到压力，陆遥沉默了片刻，说：“压力？不，是庆幸。庆幸这个时代有他走在前面，替我们探路。”
随着各路媒体的持续发酵，各种赞歌在这片尚带着早秋微凉的土地上不断蔓延，
像野火遇上秋风，在工厂的车间里、在大学的宿舍中、在每一个有文化渴望的地方蹭蹭地燃着。
这一年的魔都，小两口相亲时若是不聊两句许成军、不聊两句读卖文学奖，仿佛就跟不上这个时代。
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家长们把许成军的事迹编进了“优秀青年标准”里——
“你看看人家许成军，才二十出头，复旦副教授！你的对象就不能找得靠谱点？”
甚至在菜市场里，卖菜的大妈都能就着称菜的功夫跟你掰扯半天：“许成军同志嘛，就是那个在日本拿了文学奖的青年作家，阿拉魔都的女婿呀！”
旁边的大爷接一句：“侬晓得伊佬早就出过书伐？《红绸》，写的啥都弗晓得就敢凑热闹？”
大妈也不甘示弱，称砣一拍摊板：“侬晓得！侬晓得就给我讲讲呀！”
围观众人一片哄笑。
许成军对此唯有苦笑。
这个年代人们关注的焦点极为单一，一个体育英雄、一个文学偶像，就可以成为全民共享的精神图腾。
许成军这三个大字，已经变成了一种极其时髦的文化现象。
他的课排出来就被学生抢空；
他去食堂吃碗面都有人端着饭盒跟过来，鼓起勇气问一句“许老师您觉得我这首诗写得怎么样”；
《文汇读书周报》把他列为本年度“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榜首；
市学联的表彰、市文化系统的嘉奖、各种会议上的点名表扬，以及“魔都市新长征突击手”“魔都市青年标兵”之类的荣誉，像接力棒一样往他身上叠。
他倒不是不珍惜，只是觉得盛名之下，个人的时间与空间都在被迅速吞噬，
而那本正在写的《闯关东》手稿，已经在大书房的桌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是十月中旬。
许成军地名声依然在被传颂。
而武康路这些日子莫名地热闹了起来。
这条全长不过一公里多的马路，平日里是魔都最安静的地界之一。
两旁的法式花园洋房隐在梧桐树荫里，住的多是机关干部、大学教授和文艺界人士，偶尔有几户归国华侨。
除了斜对面的上影演员剧团偶尔有演员进进出出，弄堂口公用电话亭的老阿姨常年打着毛线，街面上大半天的行人都数得过来。
然而这几天，武康路上开始隔三差五地出现些陌生面孔。
夹着帆布包、戴着眼镜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从复旦方向过来，拐进弄堂里东张西望；
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三三两两站在弄堂口小声交谈，手里夹着烟，像是在等什么人。
这一带附近，除了分到这里的机关家属楼和教授家属院，更多的是一条条幽深的弄堂。
弄堂深处藏着魔都电影发行公司、上影演员剧团，隔着几条马路还有魔都译制片厂的办公楼。
武康路395号那栋红砖洋楼里，上影演员剧团平均每年要完成二十来部作品。
再往外走，永福路上是魔都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延安中路上还有魔都译文出版社的老楼，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
这片街区本就聚集着魔都文化圈的半壁江山，眼下又多了一家——浪潮。
10月8日，星期六，上午九点。
“浪潮成立座谈会”的牌子没有挂在门口，只是二楼那间的办公室里，墙上用毛笔写了一行红墨水大字：“浪潮成立座谈会”。
字是朱东润先生亲笔写的。
笔意从秦篆汉隶里化出来的，苍劲里透着疏朗，落笔古雅，朴茂雄浑。
老先生写这行字的时候特意换了件干净的中山装，研了半砚松烟墨，一笔一画写完了，退后两步端详了半晌，说了句：“还行。”
朱邦薇站在桌子后面，手里捏着一份签到表，隔着老远就看见李晓琳从弄堂口走过来。
跟串门走亲戚似的。
她的旁边还跟着王安忆，王安忆穿着一件素净的藏蓝色列宁装，头发剪得齐整，安安静静地走在李晓琳身后。
朱邦薇忽然有些恍惚。
几年前她还在复旦中文系当辅导老师的时候，《浪潮》只不过是几个学生折腾出来的油印小册子，印量几百份，靠许成军的稿费养着。
谁能想到，一本学生刊物，竟然真的在武康路上挂出了牌子。
“不是，”李晓琳走到门口，把水果往桌上一搁，叉着腰看着许成军，“你这成心的跟我作对是吧？《收获》斜对门不到三百米，你偏偏把办公场地定在这儿——你这是要把牌子挂在我家门口啊。”
“哪能呢？”许成军正在搬椅子，闻言抬起头来，脸上挂着笑，“我们小家小业的，接点你们吃剩下的饭嘛。你们吃肉，我们喝汤。”
“拉倒吧，”
李晓琳嗤了一声，“你许成军那么大本事，要是就这么点想法，我李晓琳算是看走眼了。我从你写《试衣镜》那会儿就认识你——你什么时候甘心喝过汤？”
“那都是未来的事了，”许成军把椅子摆正，拍了拍手上的灰，语气诚恳，“至少现在，真的得靠你们这些大杂志社的面子活着了。”
王安忆站在李晓琳身后，目光在许成军脸上停了一瞬，又移开了。
她打量着这间简陋的办公室。
拼在一起当会议桌的长条桌，几把从复旦中文系借来的折叠椅，墙角堆着没拆封的信封和稿纸，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混着新刷的浆糊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