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夜的月光很亮，照在两个人之间不到三尺的距离上。
梧桐的影子在青石板上轻轻晃动，远处弄堂深处传来一声犬吠，旋即又归于寂静。
许成军看着眼前这个局促的年轻人——二十出头，瘦，紧张。
这个人将来会写出《活着》，写出《许三观卖血记》，写出那么多让无数人读到凌晨四点舍不得合上的小说。
许成军伸出手，接过了他肩上那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
“走吧，先吃饭。”
余化愣了一下，把包又抢了回来。
“待遇这么好！？”
“……”
林一民、程永欣、胡芝几个人走在复旦校园的梧桐道上。
夜色已经沉了，路灯把梧桐叶的影子洒了一地，路上已经没有几个学生，偶尔有晚归的自行车叮铃铃地驶过，卷起几片落叶。
今晚难得没有宵禁，宿舍楼里还亮着零零星星的灯——
按平时的规矩，十点半熄灯，此刻已过了十一点，整栋楼都沉浸在一种偷来的自在里，有人在走廊里看着星空，有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小说，还有人趴在窗口抽烟，火星在夜色里一明一灭。
林一民忽然问：“你们毕业之后，会留在浪潮吗？”
程永欣没有犹豫：“浪潮眼看发展不错，我留下。没有比在这里工作更对胃口的地方了吧——写稿子、改稿子、跟作者通信、把好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变成铅字。还有比这更痛快的活法吗？”
林一民没接话，看了看胡芝：“你呢？狐狸？”
胡芝沉默了一会儿，脚步慢了半拍，然后追上来，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犹豫：“我……我想回家。”
几个人同时停下了脚步。
梧桐叶从头顶的枝丫间飘下来，落在路灯的光圈里，金黄金黄的。
胡芝低着头，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一颗石子：“我家那边有个师专，缺语文老师。我娘身体不太好，我妹明年也要考大学了，家里……总得有个赚钱的人。”
他顿了顿，忽然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几分自嘲，也有几分释然：“其实也没什么。在浪潮待了这几年，够本了。以后回了老家，我也可以在那边带几个文学社的学生，说不定也能弄个同人刊什么的。”
程永欣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林一民按住了肩膀。
林一民说：“那你这学期可得好好干。回头浪潮发了你的稿子，你把样刊拿回去给你爹看——‘爸，你看，你儿子也是上过杂志的人了。’”
胡芝笑骂着推了他一把：“滚蛋，好像我回老家就跟发配充军似的。我会常跟你们写信的。”
“跟谁写信？跟浪潮写信吧？”程永欣又恢复了那副吊儿郎当的语气。
“都写，”胡芝说，“都给写。一个月一封，不许不回。”
“行行行，回回回。到时候你稿子写好了，寄回来，我给你当责编。”
“你当责编？你连个错别字都校不出来。”
“嘿——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校了？”
三个人笑成一团，继续往前走。
梧桐道已经快走到尽头，后面的灯渐渐暗了，可不知怎的，倒也不觉得怕。
程永欣把手从裤兜里掏出来，对着夜空中那轮将满未满的月亮，忽然朗声念了一句：“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胡芝接了一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林一民走在他们两个中间，什么话也没接，只是把两只手一边一个搭在了他俩的肩头。
秋天的夜风从光华楼的方向吹过来，这三个大四的年轻人，走过了梧桐道的尽头，走进宿舍楼一楼还亮着灯的楼道里，长长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在斑驳的墙壁上轻轻晃着，晃着，终于隐没在门洞里消失了。
——
八点来钟的武康路，梧桐树影在路灯下婆娑摇曳，街面上大半的店铺早已打了烊。
1982年的上海，商店的作息跟太阳走。
“太阳三尺高，门板都关牢；太阳一落山，东西买不到”。
许成军领着余化拐出弄堂，沿着武康路往淮海路方向走了十来分钟。
他对这一带熟得很——住了小半年，哪家店开到几点、哪家师傅手艺好，闭着眼都能数出来。
拐过复兴西路路口，街角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是淮海路上的一家国营小吃店。
店面不大，门口支着个冒着白汽的蒸笼，几缕热气在秋夜的空气里袅袅地升腾，远远就能闻见一股面香混着肉香，在这清冷的夜里格外勾人食欲。
店里只剩两三桌客人，老板正拿着抹布擦灶台，见有人进来，抬头打量了一眼。
许成军也不看菜单，熟门熟路地要了两碗阳春面、两客生煎馒头，又加了一碟酱牛肉。
“师傅，阳春面多放葱花。”许成军补了一句。
没多会儿，面和生煎端上来了。
阳春面八分钱一碗，热气腾腾地卧在粗瓷大碗里，清汤上漂着细碎的葱花和星星点点的油花，面条抻得筋道，筷子一挑便散开一缕白雾。
生煎馒头底煎得金黄酥脆，咬一口，汤汁滋出来，烫得人直吸气。
酱牛肉切得薄厚均匀，筋肉分明，酱色透亮，是地道的老上海手艺。
余化盯着面前这一桌子，喉结动了动，手里握着筷子却没敢往碗里伸。
他在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牙医，一个月工资不过四十来块，来上海坐的又是最便宜的慢车硬座，兜里那点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这一碗阳春面虽然才八分钱，可加上生煎和酱牛肉，少说也得一块钱。
“吃这个……有点贵了吧？”余化挠了挠头。
许成军已经把筷子抄起来了，闻言摆摆手：“不碍事，先吃。这是阳春面，上海最家常的面，你别看它清汤寡水，汤头是用猪骨吊的，葱花是刚切的，香得很。这是生煎馒头，趁热吃，凉了汤汁就凝了——咬的时候小心，别滋一身。”
余化也就不客气了。
一路上火车晚点了五个多小时，原本中午就该到上海，愣是拖到了天黑，他肚子里早就唱起了空城计。
绿皮火车的晚点是家常便饭，海盐到上海不过百来公里，硬是晃悠了将近一天。
他埋头扒了一大口面，面滑汤鲜，葱花在舌尖上炸开一股辛香，闷了一天的胃被这口热乎的汤面一烫，浑身都松快了。
许成军夹了个生煎，一边吹气一边看着眼前这个狼吞虎咽的年轻人，嘴角不由得弯了弯。
这次来上海，余化确实冒失了些。
没提前跟浪潮编辑部沟通好，只是在收到许成军的第三封信后，再也按捺不住心里那团火。
从1978年高考落榜后，他每一天都想逃。
逃出那间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人一辈子也看不完的牙科诊所，逃出那张让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拔牙机器的诊疗椅-
高考落榜那年他才十八岁。
父亲华自治是海盐县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母亲余佩文是手术室护士长，在父母的安排下他进了武原镇卫生院，穿上白大褂，当了一名牙科医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张开的嘴巴、坏掉的牙齿和带血的棉球。
这一干就是四年，每天面对的是张开的嘴巴、坏掉的牙齿和带血的棉球。
他不喜欢这份工作。
他的小说陆陆续续投出去，又陆陆续续被退回来，《浙江文学》的退稿信攒了小半抽屉。
可许成军的信不一样。
那不是退稿信——那是一封亲笔写来的约稿信，邀请一个只在《西湖》上发过两篇不起眼短篇的县城牙医，去一家正在筹办的上海文学刊物当编辑。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搁谁家里听了，第一反应都是——
骗子啊！
大骗子！
父亲言辞拒绝，说上海那种地方鱼龙混杂，一个刚成立的小杂志社，说不定哪天就倒了，你去干什么。
母亲虽然没说什么重话，但余化看得出来，她每天晚上都在偷偷叹气——小儿子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想干，非要去搞什么文学，当妈的能不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