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春天》的先锋性实验，在这个年代已经被多次提及，王希言并不觉得多么稀奇。
若要让他来说，他有一百种角度可以论证其他几部获奖作品在艺术成就上更胜一筹。
结构、语言、叙事张力、时代冲击力——
每一条他都能讲得滴水不漏。
然而许成军用了一个他从未听过的词。
文学耐久性。
这个轻飘飘的词让王希言这个惯常与各界文坛名流、作家评论家们唇枪舌剑的魔都大咖，一时间哑口无言。
不是被说服了，是这个词本身带着某种他从没认真想过的时间坐标。
许成军看他不说话，靠在卧铺车厢的窗边补了几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现在吵得再凶、捧得再高、骂得再狠的所谓‘杰作’，放到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长河里，有几部还能被人从图书馆架子上抽出来，抖掉灰，读到天亮？”
“文学不是新闻稿，不是政策文件，不是年度总结。文学的生命力不是当下有多少评论家为它摇旗呐喊，也不是它触碰了多少‘正确’的议题。而是在所有议题都变成历史的尘埃之后，后来的读者翻开书页时，还能不能听见一个人的心跳。”
“耐久性不是一个标准，是文学的终极审判。只不过这个审判不在今天开庭。”
王希言：“那你的《谷仓》呢？”
“也会落灰。”
王希言眉头紧皱，越思考越觉得不对味。
不是许成军说得不对，恰恰是他说的每一条都在挑战自己几十年形成的批评习惯。
他霍然抬头，对许成军说了声“抱歉”，迅速从随身带的那个棕色牛皮公文包里掏出一本墨绿色封面的硬壳笔记本。
他把笔记本翻到空白页，钢笔在指尖转了半圈，便哗哗地写了起来。
那神态不像在火车上闲聊，倒像在某个学术会议上被对手一句话捅穿了半个论点，正咬着笔杆子疯狂地重构自己的论证框架。
许成军看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也不再言语，把头转向了窗外。
列车已经驶入了华北平原的腹地，铁轨在星空下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像一首永不停歇的古老歌谣。
北国的冬夜格外清朗，漫天的星辰密密麻麻地铺在苍穹之上，不像南方那样被水汽晕得朦朦胧胧，而是一颗一颗都像被寒水洗过，亮得刺眼，亮得让人不敢多看，却又舍不得移开目光。
远处的田野在星光下泛着一层极淡的银白，是初冬的第一场薄雪。
近处的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从窗外飞速掠过，像时光的刻度，丈量着这趟旅程的长度。
偶尔经过一个小站，昏黄的灯光一闪而过，照亮站台上一个裹着棉大衣打盹的铁路工人，然后又被夜色吞没。
在这片沉睡的大地上，火车是唯一还在醒着的东西，载着满车厢的梦想和鼾声，哐当哐当地朝北奔走。
十三次特快列车在第二天傍晚缓缓驶入京城站，历时近二十个小时。
站台上蒸汽机车吐出的白雾裹着煤烟味在清冷的空气里久久不散，远处前门箭楼的剪影被冬日的暮色染成深灰。
广播里正在播送列车到站信息，女播音员的京腔字正腔圆。
站台上有裹着藏蓝色棉大衣的铁路工人举着小旗，有蹬着三轮平板车的搬运师傅在人群缝隙里穿行，吆喝着“借光嘞——”，还有穿着灰布棉袄、头戴栽绒帽的接站人员踮着脚往车厢门口张望。
还没出站，许成军老远就看到作协的干事举着一块半人高的接站牌，牌子上贴着红纸，用毛笔写着“许成军同志”五个大字。
那干事远远就冲他招手，又踮起脚越过人群晃了晃牌子，生怕被这趟列车涌出的人潮淹没了。
此行在许成军出发之前，作协的工作人员便已告知了他此次在京的全部行程安排——
颁奖典礼、座谈会、参观活动，每一项的时间地点都列得清清楚楚。
王希言看着这个待遇，站在一旁欣慰地笑了笑。
此次获奖的七位作家中，除了顾化和莫应峰这两位湘籍作家引发了全国关于“文化湘军”的讨论之外，其实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脉络：
李国纹和许成军，都可以算是魔都作家。
当然，魔都作协历来以“海派文学”著称，包容、务实、讲究艺术形式的锤炼，也看重作家个人创作的独立空间。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许成军和王希言紧了紧大衣上的毛领。
十二月的北平，寒风不像南方那样裹着水汽往骨头缝里钻，而是干冷干冷的，像一把磨得极薄的刀片贴着面颊划过。
风从站台的尽头灌进来，卷起几片不知从哪儿吹来的枯叶，打着旋儿落在铁轨上。
两人同时哈出一口白气，那两团白色的雾在空中交叠了一瞬，便被风吹散了。
王希言笑着向许成军摆了摆手：“成军，我们大会上见。”
他是参会成员，自然没有获奖作家那样的接待规格。
许成军也笑着跟他握了握手，两人便在站台上分别。
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全国作协其实是一个参公事业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属于带编制的，和在其他政府单位上班一样，都是专门服务于文学事业的工作人员。
那些主席、副主席却是轮值制，属于名誉职务，并不带编制。
拿笔杆子的不端行政的饭碗，端行政饭碗的不拿主席的笔杆子，两条线互不隶属，也算是文艺体制内的一个独特安排。
来接许成军的干事姓孙，叫孙幼昌，三十来岁，言辞间极为客气。
在跟许成军握手确认身份之后，他第一时间就要伸手去接许成军肩上的帆布包。
许成军确实没那么大的派头，往后退了半步，摇摇头笑着说：“孙哥您客气了，我还年轻，自己背就行。”
孙幼昌一愣，这个年轻作家比自己想象中好打交道得多。
他看着许成军独自一人，身后没有跟着亲友或随行人员，有些惊讶，一边领着许成军往停车场走一边压低了声音问：“许老师，您此行没带一些亲友过来吗？”
像这种难得的机会，获奖者一般都默许带几位亲友进京观礼。
毕竟场面大、规格高，电视机里放出来也是光宗耀祖的事。
许成军摇摇头：“我爱人正在学业的紧要关头，委实难以脱身。家里人也都有各自的工作，这次就算了吧。”
孙幼昌有些吃惊，脚步顿了顿：“许老师，这样的机会可太稀少了，这可是首届茅盾文学奖啊。”
许成军笑了，把手往帆布包带子上一搭：“下次一定。”
孙幼昌不好再说，心里却暗暗感慨了一句。
他知道这六位获奖者中，没有一个带着亲友来蹭公家的光的，但像许成军这样连提都不提一句、仿佛理所当然的，还是让他有些意外。
他不知道的是，许成军心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这件要被记录在文学史上的事，他要是带着亲友来占公家便宜，那算什么事？
人民作家的脸往哪搁？
两人边走边聊。
一辆黑色的魔都牌轿车已经停在站外广场上，车身擦得锃亮。
孙幼昌紧走两步替许成军拉开车门，车子穿过崇文门，沿着东交民巷往北驶去。
孙幼昌坐在副驾驶座上，几次侧过头来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忍住好奇，小心翼翼地侧过身来，问东问西，问完了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许成军一一答了，语气平实，不端着也不压着，讲到猫耳洞里用钢盔舀水喝那段时，还开了句玩笑说比魔都的阳春面差远了。
孙幼昌听得入神，渐渐忘了自己是来接待的，倒像是在听一个同龄朋友聊天。
可眼前这个人分明比自己小了五岁。
他心下凛然，那句“盛名之下无虚士”忽然就有了答案。
之后言辞间愈发恭敬了。
很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接待的经历时，对《文艺报》的记者笑说道：“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二十四岁的许成军名满全国，心里也有个预设，觉得大概是个少年老成、不苟言笑的人物。可真到了面前才发现，有些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年龄能丈量的。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在‘平易近人’。真正的平易近人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他就是跟你站在一起，眼睛看着你的眼睛，说完了还会真的听你说话。可你看着他，又分明觉得这个人走过的路、想过的道理，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我说不太清，大概就是那句老话：山不言，自高；海不言，自深。”
黑色轿车驶过灯火初上的长安街。
华灯初放，长长的灯带一直延伸到天安门前。
车拐进王府井大街东侧的一条安静的侧街，停在了华侨宾馆门前。
这家始建于五十年代的宾馆，前身是专为接待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而设，到了八十年代，已是京城数得上的高档接待场所之一。
米黄色的墙面在路灯下泛着温润的光，大堂里的水晶吊灯透过落地窗洒出一地碎金般的光斑。
茅盾文学奖颁奖期间，外地获奖作家均被安排在此下榻，后续的相关研讨会议也在此举办。
安排在自家宾馆里，既省去了来回奔波的周折，也算是对获奖作家的一种礼貌和尊重。
许成军被安排在四楼的一个单间。
孙幼昌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找到房门上对应的那一把。
老式的铜柄钥匙，栓在一块巴掌大的木牌上，牌子上烙着房间号的字样，泛着淡淡的桐油味。
他把钥匙交到许成军手上，侧过身小声说：“顾化、莫应峰、李国纹、魏微四位老师已经到了，就住在您隔壁。您有空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几位老师都很随和。”
许成军微微点头。
孙幼昌便不再打扰，转身下楼去了。
许成军正要开门，钥匙刚插进锁孔里转了半圈，隔壁房间的门忽然从里面推开了。
走出来的人和许成军同时扭头，两人对视了一瞬，都愣住了。
然后顾化大步流星地跨了两步上来，蒲扇似的大巴掌“啪”地拍在许成军肩膀上，嗓门大得整个楼道都能听见：“好小子，好几年没见，你是又壮实了啊！”
许成军被他拍得往前踉跄了半步，反手一把攥住他的胳膊。
当年在文学讲习所，两人一个年纪最小，一个也不算大，吃饭抢肉、熬夜对稿、为一句改稿意见能拍桌子瞪眼，交情就是这么摔打出来的。
“顾化哥，你这下手还是没轻没重的。”
顾化哈哈大笑，搂着他的肩膀往自己房间里带：“来，先进来坐会儿。我跟你说，老莫他们几个刚还在念叨你——说你小子比报纸上的照片瘦，真人看着精神。晚上咱几个约好了，就在楼下餐厅，五个获了奖的先到的喝一顿。”
许成军被他按在椅子上，看着顾化那张比几年前多了几道风霜却依然爽朗的脸，还没开口应，顾化已经替他倒了茶，补了一句：“别推，没外人。”
此后几天，京城冬日的晨光总是从窗纱缝里漏进来，带着一层薄薄的暖金色，把窗台上那盆君子兰的影子拉得老长。
窗外长安街上的白杨早已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直直地戳向天空，像一排沉默的哨兵。
远处电报大楼的钟声每隔一小时便沉沉地敲响一次，震得窗玻璃微微发颤。
在顾化的引荐下，许成军和莫应峰、魏微、李国纹也逐渐熟络起来。
记得第一次见面的那晚，几个人在华侨宾馆楼下的小餐厅里围了一张圆桌，点了几个家常菜，开了两瓶二锅头。
莫应峰此时在一家地方文化单位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正经的公职之余仍坚持业余创作，更让许成军觉得有意思的是，他正一头扎进中国气派文学道路的探索，说起这个来眼睛都是亮的。
魏微是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著名作家，生得浓眉阔面，眉宇间一股子理想主义者的轩昂之气。
他对许成军《红绸》里几处描写和人物刻画有些不同意见，直言不讳地说了几条。
许成军也不辩，只端着酒杯笑着全盘接纳，点点头说：“你说的对。”
魏微反倒被他这态度噎了一下，顿了两秒，也笑了。
而许成军私下里最喜欢的，还是李国纹。
这位《冬天里的春天》的作者，在创作和生活上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却从不抱怨。
许成军和顾化问他创作历程，他只是端着酒杯轻描淡写地飘出一句：“这些只是客观事实上的经历罢了，我只写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内容。任何时候，我最骄傲的事就是我没有绝望——即使在最极致的苦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