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被按进木头的钉子，落下去便不松动。
“现实主义文学走到今天，面临着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矮化’——把现实主义降格为流水账式的日常记录，以为把生活原样抄下来就叫真实。这种写法，鲁迅先生早就批评过了：‘不加选择的实录，是新闻，不是文学。’新闻尚且讲究角度和取舍，文学怎么能甘于做一台没有思考的复印机？”
“第二种危险是‘僵化’——把现实主义当成一套固定的配方：主题必须是革命的，人物必须是典型的，结构必须是线性的，语言必须是素朴的。任何跳出这个配方的尝试，就被贴上‘形式主义’或‘脱离群众’的标签。同志们，这不是现实主义，这是现实主义的棺材板。”
会议室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微微点头，有人不动声色地把钢笔帽拧开了又盖上。
章光年扶了扶眼镜，目光从镜片上方投过来，看不出来什么表情。
“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承认文学要反映现实。但什么样的现实？谁的现实？是我们坐在BJ的会议室里想象出来的现实，还是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热气腾腾的、充满矛盾的、让人夜不能寐的现实？我在法卡山的猫耳洞里蹲过，在东北的林场里住过，在西北的沙地上走过，在安徽的麦田里插过秧。我见过春种秋不收的绝望，也见过黄沙不退人不退的倔强。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我们开会开出来的，是在人民得脚下。”
“而现实主义要往前走，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它必须汲取一切可以汲取的艺术养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探索、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神话思维、中国古典文学的白描传统。任何能让我们的文字更锋利、更温柔、更准确的东西，都不应该因为出身问题被排斥。”
“另一方面，它必须始终与这片土地上最广大、最沉默的人群保持同温，不能站得太近，太近了变成代言；不能站得太远，太远了变成猎奇。这个距离，是作家一辈子要修炼的功夫。”
“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形式不是内容的容器，形式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王盟同志的意识流小说《蝴蝶》，用破碎的时间线写一个老干部的精神创伤，本质是用形式本身表达了一个人的灵魂被撕碎又拼合的过程。李国纹同志的《冬天里的春天》，将过去与现在交叉编织，那不是炫技，是用时间本身的错位表现历史对个人的碾压。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
“最后，我想讲几句实话。”他微微停顿，目光扫过在座所有人。
周阳的钢笔已经停了，章光年的手指轻轻叩着桌面，丁灵靠在椅背上，嘴角微微上扬。
“我们这一代人——”
“包括在座的各位前辈、同道，也包括我自己，正站在中国文学一个极其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前面是几千年的传统，后面是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手里握着的笔，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在几十年后被后来的读者重新翻出来审视。他们会问：那个年代的作家，写下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沉默了什么？逃避了什么？”
“我的建议很简单，也很笨：写好我们自己的作品。不要去猜评委会的口味，不要去押注时代的‘正确’方向，不要为了获奖而写作。要为自己脚下的土地写作，为那些永远不会被写在历史书上的人写作，为每一个在命运的夹缝里苦苦挣扎的灵魂写作。这就是现实主义。不是口号里的现实主义，不是表格里的现实主义，而是活着的，是会呼吸、会疼痛、会在深夜里醒着陪一个孤独灵魂一起失眠的现实主义。”
“这个奖是对过去的肯定，不是对未来的约束。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愿我们不辜负这个时代，也别被这个时代辜负。”
他坐下的时候，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某种沉重而温热的东西压在胸口、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消化掉。
然后掌声响了起来，零零星星的，像春雨打在树叶上。
先是曾振南放下笔拍起了手，然后是几个坐在角落里的中青年作家。
丁玲抬手拍了两下，章光年摘了眼镜低头擦了擦镜片。
周阳没有鼓掌，只是把面前笔记本上写了一半的字划掉，重新起了一行，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才落下去。
所有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许成军刚才没有说出口的那半句话——
是“引领”。
这不是一个年轻获奖者的获奖感言，这是一个文学领袖在提出他的行动纲领。
.......
“那么成军，”周阳忽然开口，在一群人的讨论间隙中抛出了一个问题，声音不大，却让整个会议室安静了一瞬，“中国文学怎么在世界文学中表现出它自己的不同？”
这本身并不太合规矩。
研讨会有研讨会的议程，主持人的话题还没结束，忽然插进来一个新命题，多少有点打乱节奏。
但既然开口的人是周阳，回答的人是许成军，那这一切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这个问题也激起了在场所有作家的共同思考。
是啊，既然大家都在吸收全世界的文学形式：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多线叙事、时空折叠，那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周阳问出这样的话，心里其实是有期待的。
许成军作为中国年轻一代作家中唯一在国际上获得过重要文学奖项的人，他的成功本身就给这一代中国作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在周阳看来，许成军应该比其他人更清楚，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找到自己的坐标。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许成军的脸上。
许成军合目思考了片刻，再睁开眼时，语气不急不缓：“我最近办了一份期刊，叫《浪潮文学丛刊》。目前还是一份省级内部刊物，我想在座各位应该有所耳闻。”
周阳侧身低声向旁边的章光年询问了两句，章光年凑近他耳边简单说了几句，两人微微点头。
在场的众人绝大多数都对《浪潮》有所耳闻，即使不那么清楚细节，至少也知道许成军最近在文坛放的这颗卫星。
毕竟他的每一个动向，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
周阳把目光重新投向许成军，微微颔首：“确有耳闻。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创新。”
这话说得颇有意味。
“创新”这个词，在八十年代初的语境里，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方式。
许成军没有在意这些弦外之音，继续往下说：“我在《浪潮》中开设了一个特别的栏目，叫‘寻根文学’。在明年一月将要发行的创刊号上，有一篇小说叫《棋王》，也是我们力推的寻根文学代表作。我不妨趁这个机会，跟在座各位打一次广告。”
他笑了一下，一闪即逝，“而这，又跟中国文学的立场有什么关系呢？”
他环视四周。
有人眼含期待，有人目露不屑，也有人一脸茫然。
但那都不重要。
他只要做他觉得对的事情就好了。
“当然，我要提前声明一句，”他竖起一根手指，语气忽然变得郑重，“寻根文学，绝不代表只寻农村的根，不代表要写屎尿屁。当代文学的未来方向，一定是包含城市的。”
“无论是歌颂城市，还是批判城市，都必须面对城市这个现代文明最集中的场域。所以‘寻根’寻的是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根，不是只寻某个地域、某种生活方式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