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这个职业，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份带着光环的工作。
民航尚未完全脱离空军编制，乘务员的选拔标准近乎严苛标。
她们穿着统一的藏蓝色制服，翻领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能坐上飞机的，不是外宾就是干部，要么就是许成军这样被官方派遣出境的学者——
整个机舱里，年轻男性本就少，年轻又英俊的男性更是凤毛麟角。
许成军成了整个前舱最显眼的一个。
整个行程，空姐没事就来给许成军倒杯茶。
让许成军都有点微微尴尬。
那空姐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然后微微低下头，嘴角弯起一个极轻的弧度。
她转身推车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几个老先生在后排看得清清楚楚，等空姐走远了，费校通率先开口，压低嗓子，带着点老顽童式的促狭：“年轻真好啊。”
陈代孙接了一句，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许成军听见：“咱年轻那会可没这机会咯。”
梁钊涛也不甘寂寞，慢悠悠地补了一句：“珍惜机会啊。”
许成军一脑门黑线，端着纸杯回过头来，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结、婚、了。”
“哦——”
后排齐刷刷地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
费校通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陈代孙拿手指点了点他的方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啊。”
许成军差点把嘴里的茶喷出来。
一路说说笑笑，三叉戟客机在云层上稳稳地飞着，从京城到香江将近四个钟头。
舷窗外是连绵不绝的云海，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倾泻而下，将整个天穹染成一片圣洁的淡金色。
——
另一端，正处于改革春风中的大陆，被一则消息震动了。
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在最新一期公布了李存保的《高山下的花环》的印量——
首印十五万册，一月、二月、三月累计加印至一百四十二万册，创造了近年来的销量记录。
梁三喜那张欠账单，靳开来那把再也砍不下去的斧头，赵蒙生从高干子弟到真正军人的蜕变——
这些人物和故事在无数读者心中激起了滔天巨浪。
全国文学界欢欣鼓舞，《高山下的花环》接续了《撕不碎的红绸》的军旅文学热潮，将新时期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浪潮编辑部里，陈存拿着《小说月报》晃了一圈：“这个销量是不是超过了路遥的《人生》和咱们主编的《红绸》？”
余化接过来扫了一眼，说人家小说月报上不都写了嘛，基本是1983年到现在的销量最高。
骆丹从旁边晃着马尾辫探过头来，笑着说：“那可不对哦——咱主编的《闯关东》销量可还没公布呢。”
众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笑了。
论热度，《高山下的花环》确实是爆款；但要跟《闯关东》比，那可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郭酌在角落里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不过现在整体文学风向也开始变了，开始往更贴近老百姓的方向走，我们应该顺应这个趋势。”
陈存看了他一眼，“那您还说主编选人太过大胆？”
郭酌摘下老花镜擦了擦，语气平静：“一码归一码，不能混为一谈。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就这么相信这帮小年轻们能撑起这片天。”
陈存说：“我也是其中之一啊。”
余化不干了，从稿纸堆里抬起头：“这一期我也是！”
老萧笑着打圆场：“虽然大胆，但质量是真的好，寻根文学开了个好头——
阿城的《棋王》一出，主编的《闯关东》一出，谁提到寻根文学不提咱们浪潮？咱们真的翻起了文学先锋的浪潮。”
当天下午，《出版工作》月刊发布了一组数据。
这是国家出版局最核心、最权威的行业官方期刊，每期的发行数据都是全国出版系统必须参考的硬指标。
数据栏里白纸黑字地写着：“1983年第一季度文学类销售冠军——《闯关东》。”
首印七十八万册！
三个月内加印至四百三十二万册！
这个数字基本上等于《高山下的花环》《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几部当红作品销量的总和。
报道的末尾还特意加了一句话：“更值得一提的是，以《闯关东》为代表，以浪潮文学丛刊里的《棋王》为代表，中国文学革旧鼎新，寻根文学应运而生。”
文学圈为此轰动。
三个月，四百多万册——
不是四百多万张报纸，是四百多万本厚厚的上下两卷长篇。
在刚刚经历了《高山下的花环》的地震之后，又被《闯关东》震了个大的。
无数自诩为行业资深的老编辑、老出版人、老作家终于坐不住了。
一部在他们眼里故事性过强、平铺直叙过于直白的作品，竟然翻了天，捅破了这片天。
三月份的《时代的报告》在杂志最显著的位置刊发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标题是《销量不等于质量——兼论当前文学创作的某种倾向》。
文中不点名地批评“某些作品以通俗话本的手法迎合读者，以情节取胜而忽视思想深度，以市场逻辑取代艺术规律”，
并“忧心忡忡”地写道：“《闯关东》的销量，代表的是中国文学的某种衰败。
当一部毫无文学性的作品竟然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这反映的是我们审美情趣的退步和文学标准的沦丧。
文学的主流，始终应该是严肃的、有深度的、肩负着思想启蒙重任的。”
这篇檄文一出，各地的晚报、日报、文学杂志、地方小报纷纷响应，一时声嚣沸天，彻彻淫雾。
赞成者拍案叫好，说这篇评论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反对者则激烈反驳，认为这是精英主义对人民阅读趣味的不尊重。
一时间，“闯关东现象”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深潭，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波及了整个文化界。
大家都很困惑：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闯关东》这种像话本小说一样的东西，竟然能卖到这个地步？
声势越来越大，讨论越来越深，“文艺整风”似有冒头之势。
周杨和章光年因为这件事，特地关上门开了个小会。
章光年坚持力挺许成军，话说得直截了当：“好的作品就应该是被更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
这是我们文艺的根本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如果老百姓看不懂、不愿看，那文学写给谁？写给评论家自己看？”
周杨没有站在相反的观点上，只是提出了一个疑问：“作品更通俗，让更多人接受，这没有错。
但是不是太通俗了，会不会导致深度下降？
会不会出现低俗化、低质化、同质化的问题？这个边界怎么把握？”
两人你来我往讨论了许久，倒是达成了一个共识：许成军的路线没有错。
《闯关东》虽然通俗易懂，但它能让最普通的读者为朱开山的命运揪心、为鲜儿的苦难落泪、为那片黑土地上的挣扎与坚守而热血沸腾。
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和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怀，是符合这个时代精神的，即使再往后推五十年，这样的价值也不会过时。
三月十六日，章光年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的长文。
他在文中写道：“许成军同志有一个观点说得非常好：文学作品不应该简单地划分为严肃和通俗。
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走的是人民群众路线，我们的文艺作品理应惠及更多百姓、更多人民。我们应该写人民看得懂的作品。
当然，这不代表我们的作品应该缺乏深度。所以，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面临的核心课题是：如何写好既有深度、又能被更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作品。”
有一段话他没有写在文章里，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意思再明确不过——
许成军同志走的路，就是我认为正确的路。
这算是最赤裸裸的站台了。
一时间，整个许成军思想一系的上层支持和下层基础全部被炸了出来。
久在病榻的巴琻也特意在《文艺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短评。
他写道：“对于许成军的‘半年十本’武侠小说之豪言，我大抵是不认可的。
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年轻气盛——但人在少年时，不气盛，又气什么呢？
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应由少数人来定，也不应由市场的喧嚣来决定。
它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既容得下阳春白雪，也容得下下里巴人。
重要的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诚实地面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余化趴在编辑部的桌上，把各类报纸上的交火文章从头到尾翻了个遍，然后提起笔，写了一篇短文发在《浪潮》第二期的编后记里。
他写道：“文学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它不应该被关在庙堂里供起来，也不应该被扔在路边论斤卖。
好的文学，是能让一个普通人在结束了一天的疲惫之后，翻开书页，看见自己的影子，然后觉得这日子还能接着往下过。”
这是他的第一篇评论文章。
让陈存几个好一顿夸。
许主编虽然年轻但是位高人也稳重，这余化虽然潦草了点，但是年轻又开朗，有成为团宠的趋势。
关于《闯关东》的争议仍在继续。
中国文学未来该走的路，也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争论声从文坛蔓延到高校，从高校蔓延到工厂车间，最后连胡同口嗑瓜子的大妈都能跟你掰扯几句“你说那朱开山到底算不算英雄”。
事情最终传到了最高层。
设计师在《人民日报》上用了八个字，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