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的香江，吐露港的海风还裹着初春的凉意。
芮逸浮走下飞机的时候，苍老的手指颤抖着握住廊桥的栏杆，握得很紧，像是在握一根等了三十四年才重新出现的绳索。
他今年八十五岁了。
自1949年赴台之后，三十四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他没有再见过大陆的同胞。
李亦园、杨国枢、黄国刚——
这些湾湾人文学科的权威们，在这位全场地位最高、岁数最大的老人身后默默站着，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芮逸浮站在廊桥上，好一会儿没有动。
香江的海风吹过来，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有些乱。
他抬起手，慢慢地抹了一下眼角。
李亦园上前一步，轻声说了句：“海风太大了，有些迷了眼睛。”
可是此时此刻，迷了眼睛的又何止他一个。
来接他的是乔建。
和接费孝通的是同一个人。
这位港中文人文社科学院的院长，最重要的身份不是院长——
而是芮逸浮在台大的学生。
更是这一次学术界两岸破冰的牵线人。
乔建快步迎上去，张开双臂，紧紧抱住了他的老师。
他知道，此时此刻老师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被有心人看着，他没有多说，只是用力地抱着，在老师耳边低低地说了一句：“您辛苦了。”
芮逸浮轻轻拍了拍乔建的后背，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一行人上了车。
车辆穿过香江繁华的街道，沿街的霓虹招牌在午后的光线里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闪烁。
铜锣湾的百货公司橱窗里陈列着日本进口的时装，尖沙咀的街边女郎穿着大胆新奇的长裙，烫着最时髦的卷发，看着这辆驶过的MPV，大胆地抛着媚眼。
芮逸浮端坐在后座，面上毫无波澜，只是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微微泛白。
他八十五了，而今已经过了三十四年。
车窗外的香江再繁华，也不是他牵挂的那片土地。
车子驶入香江中文大学校园时，芮逸浮的心逐渐被攥紧了。
国际学者宿舍的底层有一间不大的会客厅，落地窗外是一丛开得正盛的杜鹃花，玫红色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厅内陈设简朴而雅致——
几张藤编沙发围着一方矮茶几，茶几上搁着一只白瓷茶壶和几盏茶杯，墙上挂着一幅山水横幅，用的是岭南画派的水墨。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木地板上画出一道道平行的金线。
一老一少正坐在沙发上说话，不知聊到了什么，两个人都笑得放松。
年轻的非常显眼，二八分的黑发梳得利落，深灰色西装剪裁得体，面容英俊，棱角分明，像极了海报上的电影明星。
而那个老的——
那个老的忽然站了起来。
他和芮逸浮的目光在空气中撞上了。
芮逸浮往前走了两步，穿中山装的老人步履显然更快一些。
芮逸浮还没来得及开口，中山装老人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两个人同时停住了脚步。
然后费孝通张开了手臂。
三十四年。
一个甲子的一半。
两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民族史的学者，第一次见面。
费孝通的手很用力，芮逸浮的肩膀很瘦，但那个拥抱很紧。
芮逸浮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抬起手，在费孝通的后背上轻轻拍了两下，又拍了两下。
等松开手时，他已经泪流满面。
“费先生，久仰了。”
芮逸浮的声音有些发抖。
他犹豫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这些年——辛苦了。”
费孝通脸上全无半分辛苦的痕迹，笑着回道：“芮先生才是前辈。抗战时在西南做田野，我们都听过您的名字。”
千言万语，都压在这两句客气话里。
不是没有话要说，是有太多话，不知道从哪一句说起。
那就说最体面的，说最安全的，说最能配得上这场跨越三十四年重逢的话。
克制，极度的克制。
这是两人此生第一次面对面相见。
而他们之所以能在此刻相认，一切都因为两个字——人类学。
芮逸浮毕生研究中国民族史，费孝通一辈子做田野调查，他们从未见过面，却读过彼此所有的著作；
从未通过信，却在各自的论文里反复引用过对方的观点。
他们坚信的是同一样东西——
顾颉刚的那一句“中华民族是一个”。
厅内安静极了。
李亦园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乔建站在老师身后，眼眶微红，却没有出声。
而那个年轻人——许成军
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目睹了这全部的一幕。
他忽然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敬畏。
不是对哪一个具体的人，是对“人类学”这三个字本身。
至少对于中国来说，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就值得把人类学这门科目永久留存下去。
1902年，梁启潮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
这个词在民国时期有过不少争议，但延续至今，被无数人所接受的脉络，一个是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
芮逸浮走的则是另一条路——
他诠释的是孙逸仙之说，将中华民族、中华国族、中华国家三个称谓视为三位一体。
这些理论，看似是学术论文里枯燥的术语，实则是一个古老文明在近代的血与火中反复追问自己的身份之后，终于找到的答案。
没有这套答案，山河破碎时便是一盘散沙；
有了这套答案，散落的星子便能聚成银河。
学术从来不是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它是在替一个民族确认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最重要的是——
一个中国。
芮逸浮到底还是没有忍住。
他握着费孝通的手，嘴唇微微哆嗦了好一会儿，终于轻轻说出了一句话：“学术无海峡，文化共中华。”
客厅里没有人说话。
费孝通低下头，摘下眼镜，用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擦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戴上。
窗外的杜鹃花在微风里轻轻晃了晃。
许成军坐在角落里，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大概都不会忘记这个午后。
——
费孝通是听说湾湾的学者们同一天到，特地一个人下来等的。
其他几位老先生年岁已高，还不知湾湾学者具体抵达的时间，他便独自在客厅里喝茶。
许成军本来想下楼逛逛港中文的校园——
这所学校在他那个年纪的文科生心里，是国内除了北大之外最令人向往的学府。
他在暨南大学读书时听过一句玩笑话：中山大学是暨南人身上的一座山，而港中文，是中山大学身上的一座山。
如今真的站在这片校园里，那些传说中的名字——
钱牧、余洸中、陈之番——
都曾在这条山路上走过，看同一片海，听同一阵钟声。
费孝通一个人坐在藤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望着窗外那丛开得正盛的杜鹃花出神。
许成军走到他身边坐下，没有出声。
他知道这位老人此刻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
费孝通从来不是一个只关心学术的人。
他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式的中国人，对国家分裂、学术隔绝有着彻骨的痛心。
他盼着两岸统一，盼着学术融合，盼着文化复兴。
而此刻，等了三十四年的人就在楼上，他一个人坐在这里，大概是在消化这大半生等来的这一刻。
许成军便守在角落里，做好了一切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