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文沙田校区的会议厅里。
海风带着山坳里的潮气从半开的窗缝里钻进来，主席台上方悬着一条繁体横幅——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
深棕色的底，端正的楷书，没有多余装饰。
许成军跟着四位老先生走进会场的时候，厅里已经坐了约莫百十人。
前排左右分坐着两岸学者，中间隔着香江与海外的代表，像一道无形的楚河汉界。
大陆一行五人被引导至左侧最前排。
费校通走最前面。
其他几人以此跟上。
落座后。
许成军坐在最边上，位置靠后，安静得像个旁听生。
事实上，在这群平均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学术泰斗面前，他本来就是个旁听生。
但坐在后排的几个港中文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目光还是忍不住往他身上飘。
有人小声用粤语嘀咕了一句：“呢个就系许成军？好后生㖞。”
许成军听见了，只是微微侧过头，朝那个方向点了点下巴。
主持人是港中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佩良。
他站起身，先用粤语再换国语致辞，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今日在座诸位，来自大陆、湾湾、香江，还有海外各地。三十余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用中国话，谈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会场静了一瞬，随即响起掌声。
不少老人纷纷叹了口气，压在心底很多年的一声叹息终于落了地。
按议程，先由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致欢迎辞。
他讲香江的位置，讲文化的纽带，讲“现代化不是西化，中国文化自有其生路”。
轮到大陆代表团团长费校通发言。
他站起身，双手轻轻按着桌沿，第一句话就慢了半拍：“今天坐在这里，看见这么多老朋友、新朋友，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吾道不孤。”
他的声音不高，带着江南口音的温软，却掷地有声：“三十四年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我们这一辈读书人，隔着一道海峡，你望你的天，我守我的土，都在做同一件事——为中国文化找出路，为中国社会谋前途！”
“过去我们读彼此的书，却见不到彼此的人；今天终于坐在一起，才知道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我们走的，从来都是同一条路。”
“我们都老了，索性今天还有不少年轻的朋友来见证。”
见证什么，他却没有多说，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对面的芮逸浮、李亦圆，语气平和却有力。
“政治可以有边界，学术没有海峡；政权可以有分合，文化只有一个中国。”
“我们今天不谈别的，只谈学问，只谈我们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将来。”
掌声再次响起来。
许成军跟着鼓掌，掌心拍得有些发麻。
他再一次以参与者的身份来到历史的一些现场。
在后世，这是时隔34年两岸第一次进行交流，哪怕只是在学术之上。
他忽然想起昨天梁钊涛在海边说“隔了三十年才见面”——
此刻坐在会场里亲眼看着这一幕，那种感慨不再是老人嘴里的一句话，而是活生生落在眼前的现实。
随后是湾湾代表团团长芮逸浮致辞。
他扶了一把桌沿才站稳，声音带着几分沧桑：“费先生说得好。”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民国，长在战乱，一辈子颠沛流离，可从来没忘过自己是中国人。”
“在湾湾这些年，我们读古书，做田野，守着中华文脉，就是怕断了根。”
他看向费校通，目光里有惺惺相惜，也有隔了半生的郑重：“今天能在这里和大陆的同仁坐而论道，是我毕生快事。”
“学问不分南北，文化岂有东西？我们都是为了中国好。”
两句话说完，两岸学者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
之前紧绷的、试探的、带着距离感的气氛，也就松了一丝。
开幕式最后一项，是两岸学者握手致意。
费校通率先起身，绕过半张桌子走向对面；芮逸浮也扶着桌沿站起来，一步一步迎上去。
两只手在会场中央握在一起的时候，全场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
没有拥抱，没有热泪，只有两只带着老人斑的手紧紧握了片刻。
“久违了，芮先生。”
“久违了，费先生。”
随后李亦圆、杨国枢依次上前，和费校通、陈代孙一一握手。
陈代孙话不多，每握一位都微微颔首，说一句“幸会”。
梁钊涛和李亦圆握手时，两人都顿了一下——
一个守着华南的乡土，一个在海岛上研究汉人社会，隔着三十年岁月，研究的却是同一片文化根脉。
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只化作一句“早读过你的文章”。
费校通忽然转过身，朝后排的许成军招了招手。
许成军愣了一下，快步走上前去。
费校通把手轻轻搭在他肩上，对两岸三地学者介绍道：“芮先生、李院长，这是许成军。我们大陆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的中文译者，也是我此行最年轻的同行者。”
还没见过许成军的学者们打量了他一眼，目光里有几分意外：“这么年轻？”
“二十四。”
费校通替他答了。
芮逸浮点了点头，伸出手来，许成军连忙双手握住。
虽然之前也曾打过招呼，但是这样的郑重介绍在文化圈里代表着重视。
李亦圆笑着问道：“可有学术成果？”
费校通没正面回答：“《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日本《中国文学报》最近转载了他的中介化理论、具身性实践理论，之前他的器物论应该早已在海内外流行。”
湾湾方的学者一时间怔目。
他们可比大陆学者了解《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国文学报》这些期刊在美日的地位。
前者是北美汉学的旗舰，费正清那代人奠定的江山，一篇论文能在上面发表，意味着在西方汉学界的通行证。
后者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京都学派的旗手们在那里争论了几十年。
湾湾方的心理学家黄广国迟疑出声：“具身性实践理论？人本论是不是也出自许先生？”
许成军点了点头。
黄广国表情一下丰富了起来。
“我在台大心理学系做本土心理学研究，对‘主体性’这个概念的溯源做过一些梳理。许先生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在哲学上的奠基，以及后来延伸到文学领域的主体性论述，我在去年的一篇论文里引用过。”
他顿了顿，看着许成军，语气里多了几份不解，“但我一直以为能写出这种系统理论的学者，少说也该四五十岁了。”
“也是机缘巧合。”
他们本以为这就是个作家，作家嘛！有的是！
但是学者不一样啊，什么地位？
但是现在你说这小子还有不少在国内外流行的前沿原创理论！？
扯淡吧！
“后生可畏。”
“后浪已经推前浪了
只是有了这么一个插曲，找许成军攀谈的学者更多了些。
不管哪个圈子都这么现实。
学术圈以学术说话。
没过一会。
茶歇的铃声响起，学者们缓缓起身，有人端着咖啡站在窗边远眺山景，有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
湾湾学者递过来的名片，大陆学者郑重地收进上衣口袋；
大陆学者带的本土研究小册子，也被湾湾同行小心地接过去。
许成军跟在费校通身后，看着他与每一位学者交谈的从容姿态，忽然觉得这种氛围他很熟悉。
不是在哪场学术会议上见过，而是更早——
在复旦中文系，在朱东润那间堆满线装书的书房里，在王水照和章培恒争论一个问题争到面红耳赤的办公室里。
所有真正做学问的人，不管隔着多少年，不管站在海峡的哪一边，骨子里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