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离开长安那天，蔡琰站在高处，望着那道渐渐远去的车驾，站了很久。
她没有送出门去，太子出征，母亲送到门口，不像话。但她的目光，一直追着那道车驾，直到它消失在长安城东门的官道上。
刘辩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揽住她的肩，蔡琰靠在他身上，轻轻叹了口气。
“又不是不回来了。”刘辩说。
蔡琰没有接话，她知道刘锦必须去。褒斜道工程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这时候离开，前面所有的苦功都白费了。
就算是为了镀金，也不能表现得太过分。
太子在那里待了四年，哪怕什么都没有做，那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更何况，太子府的属官深度参与了工程，从规划到施工，从钱粮到人力，都是太子府的人在盯着，这功劳谁也抢不走。
太子的确不需要什么功劳。他的位置十分稳固，不需要功绩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也不需要功绩来提高上限。
太子的位置已经做到头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等待天子驾崩，等待自己登基。但是，有了功劳的太子，总归是不一样的。它会潜移默化地改变大众对太子的认知，告诉所有人，太子是能干成大事的。告诉所有人，这个帝国交到他手里，不会出问题。
这种信任，不是靠身份就能得到的，得靠一件一件的事，一点一点地攒。
刘辩看着蔡琰，忽然开口：“朕当年也是这样。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一年到头在宫里的日子，一只手数得过来。”蔡琰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刘锦走后，长安城的气氛，又变了。
太子在走亲访友的过程中，透漏出不少信息。他去了太傅府，去了几位老臣的府上，去了他母后指定的几户人家。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所有人都知道，太子入场了。
太子府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要自查自纠，要跟上朝廷的步伐。这个消息，比任何朝堂上的诏令都更有分量。
太子府是最后一片净土。天子护着，皇后盯着，谁也不敢动。
现在，太子自己动手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场风暴不会因为太子的反对而停止，意味着连太子都不得不低头，意味着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当然，没有人认为可以扳倒太子。那是天子的长子，是皇后的嫡子，是立了快五年的储君。
天子的态度摆在那里，刚刚亲自去太子府走了一圈，牵着太子的儿子的手，从太子府的中门走进去。那是给太子撑腰，是告诉所有人，太子还是太子，稳稳的。
但是，太子府也开始不安稳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那些太子府的属官，那些以为可以永远安稳的人，那些以为太子可以护他们一辈子的人，现在也开始战战兢兢了。
而这场风暴还在蔓延，蔓延到了教学系统。
朝堂上，刘辩端坐御座，目光扫过殿内群臣。
但现在，不一样了。
当朝廷关注过来的时候，最好祈祷自己没有抨击朝政。
太学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的博士，那些在课堂上指点江山的讲师，那些私下里议论朝政的学生，都开始收敛了。有人开始翻自己过去的讲义，把那些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删掉；有人开始回忆自己说过的话，把那些可能犯忌讳的观点藏起来；有人开始写检讨，写认识，写自己是如何深刻反省的。
学生不会受到影响。天子亲口说过，学生年幼无知，重在教育引导。但是老师就不一样了。老师是成年人，是朝廷的官吏，是拿着朝廷的俸禄在教书育人。如果老师的言论都有问题，那教出来的学生，能没问题吗？
御史台派人去太学逮捕太学校长管宁的那天，是一个阴天。
管宁是当代大儒，郑玄的弟子，学问好，人品也好。他在太学当校长这些年，不争不抢，不党不群，只是一心教书育人。谁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也许是他过去的某篇文章，也许是他课堂上的某句话，也许是他私下里的某个观点。总之，御史台的人来了，带着逮捕令，要把他带走。
太学生们炸了。
他们堵在校门口，不让御史台的人出去。黑压压一片，几百个学生，把校门堵得水泄不通。有人喊：“管校长是好人！”有人喊：“你们凭什么抓人？”有人喊：“要抓就抓我们！”
御史台的人出示逮捕令，说这是朝廷的命令，是依法办事。学生们不听。他们堵在那里，不让路，不退后，不妥协，双方对峙了整整一个时辰。
御史台的人只有十几个，面对几百个情绪激动的学生，硬闯是不可能的。动手更不可能——这些学生，都是太学的精英，是朝廷的未来。
伤了任何一个，都交代不了。
最后，御史台的人放弃了逮捕管宁，先离开太学，人群这才散开。
事后，太学校长管宁亲自前往御史台自首。他说，学生年幼无知，是受了我的蛊惑，我愿意接受朝廷的一切惩处，请放过那些学生。这件事才没有闹起更大的风波。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
朝堂上，刘辩的目光扫过殿内群臣。殿内鸦雀无声，没有人敢说话。管宁的事，御史台的事，太学生的事，他们都听说了。
但天子不提，他们也不敢提。现在，天子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