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卡总督府的东厢书房，是朱由检这些日子里待得最久的地方。
书房不大，但架子上已经摆满了各种卷册与文书，有战场地图，有粮草清单，有安都府番役整理出来的天竺各地土邦人口户籍估算，也有从大明本土海船一批批运来，由承政院精选过后认为必须皇帝亲自批复的奏折。
那些奏折此刻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案头，叠起来足有两尺高。
朱由检坐在案后，右手拿着朱笔，左手端着一盏已经温了又凉的普洱茶，眼睛盯着面前展开的那本奏折，神情专注，看起来是个勤于政务的好皇帝。
实际上，他的脑子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他在想天竺。
更准确地说，他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他已经翻来覆去想了几个月，如今越想越清晰却又越想越觉得庞大的问题：
大明拿下天竺之后，怎么把它真正变成大明的？
不是“怎么统治天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统治是种管理关系，上面管，下面被管，本质上双方还是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只是换了个收税的主人。
朱由检知道，原本历史上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就是这种，那是典型的殖民地管理，两百年后，英国人撤走了，印度还是印度，英国还是英国，双方之间那条血缘文化的鸿沟，两百年从来没有填过去。
朱由检要的不是这个。
他要的是两百年后，当大明内地有人提起天竺，反应是.....哦，那是我们的河南，我们的山东，我们的两湖，是大明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那里的人说汉话，写汉字，烧汉字神位，祭的是我大明漫天神佛...比如，财神......
而不是一块说起来勉强算是藩属实际上和大明的血肉联系细如蛛网随时可能断裂的外域之地。
前者，是改天换地。
后者，只是换了面旗帜的征服。
朱由检想要前者。
这两个月里，他批奏折批到一半，脑子就会自动跳进这个问题里去。
户部的奏折说，南直隶今年水患，淮河流域十三县受灾，流民逾二十万，请朝廷拨发赈济粮款。
他朱笔圈了个准字，顺手将那份奏折翻过去，脑子里想的却是：这二十万流民，有没有可能组织一批，送到天竺来？
工部的奏折说，漳州府新建的机器织布局已经投产，月产细棉布数万匹，请问这批布的销售渠道如何安排。
他写下“发商总局议”，脑子里想的是：天竺的原棉产量极为丰厚，若能在此地建立纺织产业，把这里的棉花和廉价劳动力嫁接上大明的织机技术，向西可以打穿中亚市场，向东可以碾压南洋……
礼部的奏折说，国子监请增设南洋各地历算、格物两科，以应新式人才培养之需。
他略一沉吟，批下“大善，另，海东省等各地方官学，同步照章实施”——然后在末尾又加了一行小字：“天竺新附之地，俟稳定后，率先在达卡、吉大港设立大明官学，只收十二岁以下幼童，以汉语为第一教学语言，三年不得使用本地语言。”
他把那支朱笔搁下，端起茶盏，仰头把那盏已经凉透了的茶一口灌下去，做了个微微蹙眉的表情。
凉透了的普洱，有种奇特的苦涩，喝下去之后，那苦意会在舌根处慢慢化开，变成若有若无的回甘。
他盯着茶盏底部那一点残余的茶渍，忽然想起一个他看过的历史.....英国人用了两百年在印度统治，其间培养了一批麦考利的孩子们，那些接受英式教育的印度精英，皮肤是棕色的，灵魂却是英式的，他们成了英国统治最有效的中间人机器。
但英国人终究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只改变了精英层，没有改变土地，没有改变底层。
精英层最终反过来用英国人给他们的话语工具，领导了反英运动。
所以，他不能走那条路。
他需要的是把底层的土地分配问题和上层的文化改造问题同步推进，用土地绑定底层人的利益，用文化渗透下一代人的灵魂，用移民稀释这片土地上的原有血脉，用几代人的时间让天竺真正变成汉人的天竺。
他把这些乱麻似的思路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发现有个核心的前提他还没有真正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