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
李逸尘向两仪殿递了一份奏疏。
奏疏的封面上写着《论江南关中西洲三地协济疏》。
没有华丽的标题，没有激昂的陈词，只有一叠厚实的、写满了数据和推演的纸。
王德把奏疏呈到李世民面前时，多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
李逸尘的面色平静，姿态恭谨，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
但王德知道，这份奏疏，就是陛下等了两个月的答案。
“陛下。这是臣在西洲期间，根据实地勘察和多方核算，拟就的三地协济方案。请陛下御览。”
李世民接过奏疏，没有当场翻看。
他看着李逸尘：“你给朕说说，这份奏疏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两句话。第一句，西洲不适合种粮食，但适合种经济作物。第二句如果西洲不种粮，改种经济作物，那么西洲需要的粮食可以从江南运过来。”
“而江南到西洲的运粮通道一旦建成，它运的就不只是粮食——还有棉花、布匹、药材、丝绸。”
“整条商路上，每一个州县、每一个家族、每一分税赋，都将被连成一个整体。”
李世民沉默了一瞬，然后说：“你退下吧。朕看完了再召你。”
“是。”
李逸尘退出暖阁后，李世民把奏疏翻开。
第一页。
西洲土质含盐含碱，日照过强，粮食亩产仅为关中的三分之一。
全县两万五千亩水浇地，年产粟米不过二十万斤，而全县军民五万口，一年口粮至少需要五十万斤。
缺口三十万斤，年年要从凉州运粮填补。
第二页。西洲的日照、温差和土质，适合种植棉花。
胡人称为“白叠子“，在高昌已有零星种植。
如果改种棉花，一亩棉田的产值可折合关中三亩粮田的收益。
西洲百姓用棉花换取关中粮食，不仅够吃，还能有余。
第三页。江南七州，水田可垦者数以百万亩计。
运河已贯通南北，从江南到洛阳，水路畅通。
如果朝廷有计划地开发江南粮食潜力，十年之内，江南粮食产量翻一番，则不仅西洲的粮荒可以解决，关中的粮价也将更加稳定。
第四页。从江南到西洲的粮食运输，需要在河西走廊沿途每百里设一粮仓，共需十七座。
每座粮仓容量至少三万石，驻军保护，同时作为驿站和商队中转站。
这些粮仓的建设费用总约八十万贯。
而这笔钱——可以由私人出资。
李世民的手指在这一页停住了。
私人出资。
他继续往下翻。
第五页。私人出资的条件。
朝廷授予出资者粮仓和驿路的十年经营权。
出资者负责建设、维护和运营，朝廷负责驻军保护和税收征收。
十年后，设施无偿移交朝廷。
按照李逸尘的估算，十年经营权对私人来说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因为江南的粮食要运到西洲，必须经过这些粮仓。
而粮食的转运费、仓储费和沿途的商税——这些都是收益。
第六页。初步利益分配方案。
朝廷得税收，私人得经营利润，西洲百姓得稳定粮价，江南百姓得更大市场。
四方皆有利可图。
第七页。风险分析。
如果河西走廊发生动乱，粮道可能中断。
解决方案：每座粮仓必须常备所在驻军和百姓三个月口粮，作为应急储备。
这一条写入契约，违者剥夺经营权。
第八页。与西征的关系。
西征不可缓，但西征不可急。
如果能在西征之前先建成这条运粮通道，则西征大军的补给线将缩短一半，损耗降低三成。
按兵部预算五百万贯计算，可节省至少一百五十万贯军费。
而这笔节省下来的军费，正好可以覆盖粮仓建设的全部成本。
也就是说——先建商路，再打西征，不仅不增加总开支，反而能省钱。
李世民看到这一页时，手指微微收紧了。
他不需要算。
李逸尘已经把账算好了。
每一笔收入，每一项支出，每一个风险，每一个对冲风险的办法，全部写在这份奏疏里。
这不是一份建议书，这是一份完整的、可以直接拿来执行的方案。
但最后两页，第九页和第十页，让李世民彻底沉默了。
第九页。关于武功与文治的关系论述。
李逸尘写道：
“武功定天下，文治安天下。二者非互斥，实为相生。无武功，则边患不息，商路不通；无文治，则国力不继，武功难久。陛下平突厥、收高昌、灭吐谷浑，此万世之功也。然功成之后，需有文治以固其本。粮仓、驿路、商税、学堂——此皆文治之具，亦武功之基。基不固，则功易坠。基固，则功可传万世。“
第十页。短短一行字：
“臣斗胆以为——陛下之武功，乃帝国之利剑。此剑当用于开创，而非用于维持。维持之道，在法度、在财税、在人心。剑可开疆，法可守土。剑法兼备，方为长治久安。“
李世民把这页纸看了三遍，然后缓缓放下。
剑可开疆，法可守土。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贞观十六年的秋天。
李承乾在两仪殿里，用颤抖的声音问他——舜帝避害，是否也算大孝？
当年玄武门之事，陛下当作何解？
那时候他觉得这个儿子疯了。
后来他发现这个儿子背后有一个人——李逸尘。
三年过去了。
李逸尘从一个小小的伴读变成了太子的左庶子，变成了房玄龄的孙女婿，变成了这份足以改变帝国命运的奏疏的作者。
这个人从来没有为自己求过任何东西。
他不求官，不求财，不求名。
他只做一件事——帮太子站稳脚跟。
而今天这份奏疏，是李逸尘第一次对李世民直接提出一个完整的、宏大的、与西征并行不悖的方案。
他不是在反对武功，他是在给武功提供一个更稳固的底座。
暖阁的门被轻轻叩响。
“陛下。英国公求见。”
“宣。”
李勣大步走进来，面色比平时更沉了几分。
行过礼之后，他直接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呈上。
“陛下。兵部职方司最新情报——吐蕃军改的速度，可能比我们预估的慢。”
李世民接过文书，快速扫了一眼。
“怎么慢了？”
“根据安西都护府新传回的斥候密报，吐蕃赞普在第二批编练时遇到了阻力。”
“苏毗旧部不愿并入新军制，象雄贵族也在暗中抵制。原计划一年半完成的军改，现在看来至少需要两年半到三年。”
李勣顿了顿。
“这意味着——我们之前计算的'窗口期'，被拉长了。”
李世民没有立刻说话。
他把李勣的情报放在御案上，旁边就是李逸尘的奏疏。
两份文书，一份说“吐蕃的威胁比预想的远“，一份说“帝国的基础比预想的弱“。
它们合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结论——先修路，再打仗。
“英国公。”李世民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如果——给你两年时间加固西洲防线、修通粮道、充实仓储，然后再打西征。你觉得——能省多少钱？少死多少人？”
李勣沉默了数息，然后说：“能省一百万贯以上。能少死至少一万人。”
“那就是说——太子说的'分两期'，是对的？”
李勣没有正面回答。
他只是说：“陛下。臣是军人。军人不打没把握的仗。如果给臣两年时间准备——臣可以保证，西征必胜。”
李世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话：“你们都対——只有朕急了。”
贞观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辰时三刻。
《大唐政闻》新一期出刊。
文章标题只有五个字——《论朋党之害》。
署名：李逸尘。
同一时刻，皇城。
长孙无忌的马车在朱雀门前停下。
他下了车，正要往政事堂走，迎面碰上了同样刚到皇城的房玄龄。
房玄龄手里拿着——确切地说，是紧紧捏着一份报纸。
那张报纸被捏得起了褶皱，褶皱处恰好是头版标题的位置。
“辅机。”房玄龄叫住了他。
长孙无忌回过头，看见房玄龄的脸色，脚步顿了一下。
房玄龄在朝堂上待了二十年。
他很少露出这种表情。
不是震惊。
不是愤怒。
是那种你知道有一把刀悬在头顶很久了，一直没有人捅破，今天终于有人捅破了，而你既觉得痛快又觉得恐惧的复杂表情。
“房相。”长孙无忌走上前，“怎么了？”
房玄龄没说话，把报纸递给他。
长孙无忌接过来，展开。
目光落在第一段，他的眉毛就动了一下。
《论朋党之害》
“余闻政者，众人之事也。众人之事，必有众人之论。众人之论，必有异同。异同之间，必有聚散。聚散之际，朋党生焉。”
“故朋党者，古今皆存，中外皆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凡与人交，必有所亲，必有所疏。亲疏之辨，人情之常，不可禁绝，亦不必禁绝。”
“然则余所忧者，非人情之亲疏，乃政道之公私也。
“何谓朋党之害？余请以五论析之。”
长孙无忌看到这里，没有继续往下看。
他把报纸折起来，放进袖子里。
“进政事堂再说。”
政事堂里，人已经到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