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坐在东首的案后，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手里的茶早就凉透了，一口没喝。
岑文本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口，手里也拿着一张报纸。
他的背影很僵硬，肩膀微微耸起，像是在抵御某种看不见的压力。
“都看到了？”长孙无忌走进来，在主位上坐下。
没有人回答他。
答案在每个人的脸上。
房玄龄在他旁边坐下。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辅机，这篇文章，不是李逸尘一个人的文章。”
“什么意思？”
“这篇文章里写的东西，和老夫在陛下面前说过的话，有七八分相似。但老夫不敢写出来。不是老夫写不出来，是老夫知道——这种东西一旦写出来，就等于在朝堂上点了一把火。”
“这把火烧谁？烧那些弹劾我们的年轻官员。但也烧我们自己。因为文章里说的'朋党'，不只是他们。”
长孙无忌沉默了。
房玄龄说的是实话。
这篇文章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它攻击了谁。
在于它不攻击任何人，只分析一种现象。
但任何有脑子的人读完，都会自动对号入座。
弹劾长孙无忌的年轻官员会想：这是在说我们结党。
被弹劾的老臣也会想：文章说朋党不分新旧、不分对错，只要是“以私合而非公义聚“，就是朋党。
那我们在贞观朝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私交、没有派系、没有以人划线？
所有人都会被戳中。
这就是李逸尘的刀法。
不砍任何人，但每个人都在刀刃上。
辰时六刻。
两仪殿。
李世民坐在御案后面。
他面前放着一份报纸。
《大唐政闻》。
今天刚出的。
他已经看了两遍。
第一遍看的时候，他把茶盏重重磕在案面上，茶水溅了出来。
第二遍看的时候，他一字一句地读，读到某些段落的时候，嘴唇会微微动一下，像是在咀嚼某个词的分量。
然后他把报纸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殿里很安静。
只有炭火偶尔爆开的声响。
李世民没有睡着。他在想。
想很多年前的事。
武德年间，他和李建成争太子位的时候，朝堂上也分了两派。
支持秦王的人，支持太子的人。
两派互相攻讦，互相弹劾，最后怎么收场的？
玄武门。
血流了一地。
那之后他登基称帝，第一件事就是收拢人心。
他用了魏徵——魏徵本来是李建成的人。
他用了薛万彻——薛万彻在玄武门跟他对砍过。
他用了一切能用的人。
不是因为他不记仇。
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按阵营划线，大唐的朝堂就永远合不起来。
一个合不起来的朝堂，早晚要再流一次血。
那是他用了三十三年才缝合的东西。
但现在，有些人在拆线。
不是故意的。
甚至他们的出发点是对的。
新政要给百姓减税，要建粮仓，要办学校，要发债券，这些都是他李世民批了的事情。
但如果支持新政的官员开始用“你是不是支持新政“来划线，开始弹劾那些“支持得不够多“的人，开始把每一个不支持新政的人当成敌人，那他们就在做一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危险的事。
他们在重新撕开那道伤口。
李世民睁开眼睛。
他拿起报纸，翻到第二版。
文章接着第一版的五论，往深处去了。
“余所谓五论者，一曰私合论，二曰排他论，三曰失真论，四曰逆淘汰论，五曰制度侵蚀论。”
“一曰私合论。”
“朋党之聚，不以道义，不以国策，不以公心。其所聚者，利害相共也。或同乡、或同年、或同门、或同好，或虽无旧交而有共敌，亦能相合。
“故余曰：朋党者，以利害聚人，利害在则朋党在，利害尽则朋党散。其聚也速，其散也忽。聚则合力攻人，散则各寻新主。其间无所谓纲领、无所谓路线、无所谓信仰。其所谓新政，非信新政而推新政，乃借新政以立身、以邀宠、以攻敌。”
“故观其行，不在新政之成效，而在政敌之存亡。此私合之特征也。”
“二曰排他论。”
“朋党既以利害聚，则必以排他存。排他者，非我之类，皆我之敌。”
“不论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优劣、政见之异同，但以“是否为我类“为唯一准绳。”
“于是朝堂之上，于是非之地也，而化为敌我之战场。一事之议，不在事之当否，而在议者之阵营。一人之言，不在言之有理无理，而在言者之归属。”
“新政本为利民，而朋党使之变为武器。凡赞新政者，不问其所以赞，皆盟友也。凡疑新政者，不问其所以疑，皆敌人也。于是新政之内，不容异议。异议者，即为反对。反对者，即为阻挠。阻挠者，即为敌人。”
“以“是否完全赞同“取代“是否认真做事“，以“态度是否积极“取代“结果是否有效“——此排他论之特征也。”
“三曰失真论。”
“朋党之内，信息上下，必失真也。何故？下欲媚上，则报喜不报忧。上欲固权，则信喜不信忧。”
“地方推行新政，成效七分、问题三分。正常奏报，当言七分成效与三分问题。然在朋党之中，奏报者知上喜成效而恶问题，则报十分成效而隐三分问题。上得十分成效之奏报，信心愈坚，推行愈急。下见上司推行愈急，则更不敢言问题。”
“日积月累，信息之失真，如雪球滚坡，愈滚愈大。待到问题积累至不可收拾，则非个人之失，乃体制之溃矣。”
“此失真论之特征也。”
“四曰逆淘汰论。”
“朋党既以“是否为我类“为判断标准，则人才之选拔，不以才德，而以亲疏。”
“有才而不同类者，虽贤不用。无才而同类者，虽庸必用。于是贤者退，庸者进。贤者退则朝堂失才，庸者进则朝堂失能。”
“更甚者，庸者既因同类而进，则必以更激进之言辞、更极端之立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以弹劾为投名状，以攻讦为升迁梯。每弹劾一位老臣，便在朋党之中晋升一级。每攻讦一位同僚，便在派系之内获得一声喝彩。
“长此以往，朝堂之上，尽是激进无能之辈。真有才能者，或沉默自保，或退隐山林。”
“此逆淘汰论之特征也。”
“五曰制度侵蚀论。”
“朋党之最大危害，不在当前，而在长远。当前之害，或为弹劾之泛滥、政争之激烈、人才之流失。长远之害，则在制度之侵蚀。
“朝廷设官，各有职守。御史弹劾，当有据可查。六部议政，当有理可辩。此制度之设，本为公器也。”
“然朋党既成，则以党派之私利取代制度之公器。弹劾不再是纠察不法，而是打击异己。议政不再是寻求共识，而是划清界限。升迁不再是论功行赏，而是论亲疏远近。”
“制度之为公器，如器皿之容水。水清则器净，水浊则器污。朋党如水之浊者，日久天长，将令公器尽污。待到公器尽污，则制度徒有其表，规矩形同虚设。朝堂之运转，不以法度，而以人情。不以公义，而以私利。
“此制度侵蚀论之特征也。”
“五论既明，余请再论历史之鉴。”
李世民看到这里，放下了报纸。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两仪殿的庭院，种着几棵老槐树。
树叶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的天空下伸展开来，像是老人手上的青筋。
他站在那里，想起了二十年前。
那时他刚登基，朝中分为关陇旧部和山东降余两大派系，互相看不上眼。
关陇旧部说他重用了太多降臣，房玄龄是隋朝的进士，杜如晦也是。
山东降臣说关陇旧部粗鄙少文，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
那时候他没有选边站。
他让房玄龄和杜如晦掌管中书省，让长孙无忌掌管吏部，让魏徵做谏议大夫，让秦琼和程知节管禁军。
他把所有人放在一个棋盘上，让他们互相制约，又互相需要。
他用制度，而不是人情，来管理这个朝廷。
贞观之治，不是靠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派系做出来的。
是靠制度让不同出身、不同立场、不同性格的人，能够在同一个规则下共事。
但制度需要有人维护。
如果有人用“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来取代制度，那他用了二十年建立起来的东西，会在三年之内崩塌。
李世民转过身，走回御案前。
然后他拿起报纸，翻到第三版。
“历史之鉴。”
“余请以两汉之事明之。”
“前汉元、成之际，外戚王氏与宦官、朝余三党相攻，朝廷政令朝出暮改。王莽以“调和“之名崛起，实则借党争之机收揽人心，终至篡汉。西汉之亡，始于朋党。”
“后汉桓、灵之间，宦官专权，士大夫结为清流与之对抗。清流以“清议“为武器，品评人物、臧否朝政。宦官则以“党锢“之名反制，禁錮天下名士，株连族党。党锢之祸，前后延续二十余年。”
“天下人才，或死于狱中，或隐于山林。待到黄巾乱起，朝廷已无人可用。东汉之衰，终于朋党。”
“余请细论党锢之祸，以其与今日之事有类比之故也。”
“党锢之初，清流之士本以匡扶社稷为己任。其所抨击者，确为宦官乱政。其所诉求者，确为朝纲肃清。然而当其形成“清流“之群体后，便产生了两个未曾预料的结果。”
“其一，清议日益激进化。温和者被激进者裹挟，不以完全反对宦官者为不够清白，不以完全站队者为不够忠贞。”
“原本可以调和之事，因激进之绑架而不可调和。原本可以争取之人，因划线之严苛而推向对立。”
“其二，清流以道德自居，视政敌为道德败坏之人。既是道德败坏，则不可对话、不可妥协、不可共事。政见之分歧，上升为道德之审判。道德审判之下，朝堂再无协商之余地。”
“宦官本恶，清流本善。然清流之“善“，因其朋党化，反而加速了朝堂的撕裂。撕裂到极致，便是党锢——宦官以血腥手段清洗清流，天下人才尽丧。”
“故余曰：朋党之可怕，不在其“恶“，而在其“以善为党“。以善为党者，自认代表正义，于是不容质疑、不容反对、不容中间地带。其破坏力，较之以私利结合的朋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私利结合者，人知其私，防之易也。”
”以善为党者，人信其善，防之难也。”
“而一旦“以善为党“者失去约束，其所造成的撕裂，往往需要在数十年之后，以更大的代价来修复。”
“论弹劾之制。”
“余既论朋党，不能不论弹劾。”
”弹劾者，朝廷之公器也。设御史、置谏官，本为纠察百官、肃清吏治。贞观初年，陛下广开言路，魏徵以谏议大夫之名，数犯龙颜而陛下不以为忤。此贞观之治所以为当世所称也。”
“然而弹劾之制，亦有其边界。越界则从公器变为私器，从治国之具变为党争之刃。”
“余以为，弹劾之边界，当以三事为限。”
“其一，弹劾必以事实为据，不可以态度为据。”
“所谓事实者，贪赃、枉法、渎职、欺君、误国。凡此五者，有据则弹，无据则止。
“所谓态度者，“不够积极“、“不够热心“、“不够支持“——此非事实，乃感受。以感受为弹劾之据，则弹劾无边无际。任何人皆可因“态度不够积极“而被弹劾。此非弹劾，乃罗织。”
“其二，弹劾必以行为为界，不可以言论为界。”
“言官可以弹劾一位尚书贪污了国库的银子，因为那是行为。言官可以弹劾一位刺史冤杀了无辜的百姓，因为那是行为。”
“但言官不可以弹劾一位大余“在议政时说了不对的话“。议政之时，各抒己见，乃制度所许。若以言论为弹劾之由，则无人敢在议政时说真话。无人说真话，则朝堂之上尽是假话。假话之朝堂，危矣。”
“其三，弹劾必以律法为准，不可以立场为准。”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弹劾者，以法律为尺度衡量百官之行为也。”
“若不以法律为准，而以“是否跟我站在同一边“为准——站同一边则虽贪不弹，站另一边则虽贤必劾——则弹劾不再是纠察，而是清洗。清洗之下，必生冤狱。冤狱既生，必致反弹。反弹之极，便是党锢之祸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