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进了格物学院，一辈子不做官。不做官，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没用。你们家里那些做官的亲戚、考科举的同窗、还有朝堂上的大人们——他们不会直接说你们没用，但他们会想。”
“这个人读了这么多年书，连个官都做不上，他读的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告诉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课堂里没有人动。
“告诉他们——大唐建政二十八年。”
“天下三百五十八州，一千五百五十一县。每州一个刺史，每县一个县令。这些位置，加起来不到两千个。”
“但大唐有多少人？一千八百万。”
“一千八百万人里面，只有不到两千个人在做官。剩下的一千七百九十九万八千人在种地、织布、打铁、修路、盖房、运粮。”
“这两千个官员做出的每一个决策，无论是修水利、定赋税、发兵役还是开荒田，都要落实到这一千八百万人的生产活动上。”
“如果一个官员不懂水土怎么流、不懂铁怎么炼、不懂粮怎么存，他做的决策就是在蒙。”
“蒙对了，百姓受益。蒙错了，百姓受苦。但蒙对还是蒙错，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他学的那些东西，在四书五经、圣贤义理里面没有这些内容。”
“不是说他不想知道。是他的整个知识体系就没有给他知道这些东西的路径。”
“格物学院要做的就是这件事——让这个朝廷的决策者不再蒙昧。不是取代他们。是让他们手里有数。”
“你们这辈子不做官。但你们将来提供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份报告、每一项技术，都会变成一个官员做决策的依据。他用你们的知，去指导他的行。这不是谁的附庸。这是分工。”
“没有你们的知，他的行就是在摸黑走路。摸黑走路走不远。走不远的大唐，撑不了三百年。”
这句话落下之后，课堂里出现了三息的绝对安静。
不是那种没听懂的安静。
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需要时间消化的安静。
“科举的知行合一，解决的是‘社会秩序好不好’的问题。格物的知行合一，解决的是‘物质基础够不够’的问题。”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世价值。”
“科举的知行合一做好了，能实现政通人和。朝廷清廉，官员勤勉，百姓安居，天下太平。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它不能凭空变出粮食。不能凭空变出铁。不能凭空变出布。这些东西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是从炉子里烧出来的，是从织机上织出来的。科举的知行合一管不了地里的产量、炉子里的温度、织机上的效率。”
“格物的知行合一做好了，能实现百工大兴、物产丰饶。粮食多了，百姓就饿不着。铁多了，兵器就够用。布多了，人人都有衣服穿。物质基础够了，社会秩序才有真正的保障。不是说科举的知行合一不重要。是说格物的知行合一是更底层的根基。根基不牢，上面的一切都悬在半空。”
“而格物的知行合一还有一个科举做不到的事。它永无止境。”
“以行求知。造了一件东西，用，在用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问题。以知导行。为了解决新的问题，重新去格物，得到了新的知。用新的知去造新的器物。新的器物又让你看到新的问题。如此循环。一代人走不完，下一代人接着走。下一代人走不完，下下代人接着走。每一次循环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往上跳。不存在天花板。不存在‘已经够好了不用再做了’。”
“科举的知识体系，从汉到唐八百年，基本没有质的飞跃。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的基本组织形式——朝廷、家族、村落——八百年没有本质变化。格物的知识体系不一样。它的研究对象是物，而物是可以被不断分解、不断重新组合、不断优化的。今天炼出的铁比昨天好，这把刀就比昨天硬。十年后炼出的铁比今天好，那把刀就比今天硬。一百年后，大唐的冶铁技术已经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了。”
他没有继续站在黑板前。
他走到课堂中间，站在两排课桌之间的过道里。
“科举的知行合一，是‘治世之知行’。格物的知行合一，是‘开物之知行’。”
“二者一体两面，同属圣人之道。”
“格物学院不反对科举。从来没有反对过。科举为国家选士，为朝廷输送治理人才。这是大唐运转的骨架。没有科举，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什么都做不了。”
“但格物学院要做的事情，是补上儒家千年以来缺失的那一课。‘格物’这一课。让知行合一真正覆盖天地万物，让经世之志既有治道的高度，也有造物的根基。”
“一个只懂治世的人，他可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百姓的生产方式。一个懂开物的人，他不能做官——这是他自己选的，是他进这扇门第一天就承诺的。但他能让一亩地多打粮、让一匹布更便宜、让一把刀更锋利。而一个朝廷如果既有懂治世的官员，又有懂开物的格物者，二者互为表里、各司其职，这个朝廷就能同时拥有秩序和富足。”
他停了一下。
“你们当中去过西洲的人，现在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让你们去搬石头？不是为了吃苦。是为了让你们知道——石头和石头不一样，沙土和黏土不一样，水渠的坡度和水流的速度有精确的关系。这些东西，坐在长安的课堂里学不到。”
“必须到现场去看、去摸、去试。你们在西洲修的每一条渠、打的每一口井、建的每一座房，里面都有格物之理。你们把那些理格出来了，你们就比没去过的人多了一层知。那一层知，将来会让你们造的渠更直、打的井更深、建的房子更结实。”
“你们不去做官。你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坐在衙门里断案、不会站在朝堂上议事。但你们造出来的犁会被一百万个农夫握在手里。你们改良的织机会让一万个织女每天少干两个时辰。你们设计的粮仓会让边军的将士在冬天也能吃上饱饭。这些事，不是官员做的，是你们做的。这就是格物的知行合一。”
他说完这句话，课堂里安静了三息。
然后右边那十二个去过西洲的学生，他们脸上的表情变了。
不是震惊。
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他们忽然明白了自己在西洲做过的每一件事。
现在他们忽然明白了——那些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一个理。
而他们之所以被带到西洲，就是因为李逸尘要他们亲手去验证那些理。
左边那十五六个没去过西洲的学生，他们的表情是另外一种。
他们不是不明白李逸尘说了什么，他们是听懂了，但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问题。
读了几年书，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
现在才发现在格物学院读了这么久，竟然连“知行合一”四个字都没有真正理解过。
李逸尘看着他们。
“今天讲的这些，回去之后慢慢想。”
“不是想一想就完了。是要拿它去重新看你们每天做的事。”
“在格物学院里做的每一件事——拆机器、画图纸、做试验、记录数据——都是在格物。都是在践行知行合一。不是科举的对立面。是科举的补充。你们将来走出去，不管你们是进工坊、下矿山、管农庄、开商号，你们手里都有一个别的人没有的东西——知道怎么把一件事从零做出来。”
“这就是你们安身立命的根。”
他说完最后一句话，走回讲台。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课堂里没有人动。
过了很久，右边那个手上缠着布条的学生站了起来。
他走到李逸尘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然后第二个人站起来，第三个人站起来。
左边那些没去过西洲的学生也站起来了。
没有人说话。
课堂里只有袍袖摩擦的声音。
李逸尘看着他们，点了点头，走出了课堂。
两仪殿·暖阁·深夜
炭火烧得很足。
王德进来换了第三次炭。
他把炭盆挪到离卧榻更近的位置，又检查了一遍窗户是否关严。
这些都做完之后，他回头看了一眼李世民。
李世民靠在软枕上。
矮几上放着一叠奏疏。
最上面那份他已经看了四遍。
这不是奏疏。
抬头一行小字：今日李逸尘于格物学院授课，讲“知行合一”四字，臣谨记其要旨如下。
下面是一行一行誊录的课堂内容。
字不大，但誊录的人很用心，把李逸尘说的每一层都分得清清楚楚。
每一层的核心论点都单独成段。
李世民已经看了四遍。
第一遍看的时候，他喝了半碗药。
第二遍看的时候，药凉了。
他没有叫王德去热。
他翻到第二页，继续往下看。
第三遍看到“科举之知行合一是治世之知行，格物之知行合一是开物之知行，二者一体两面，同属圣人之道”这一行的时候，他把纸放下了。
他靠在软枕上，看着天花看了很久。
然后拿起来继续看。
这是第四遍。
王德又进来了。
王德看到药碗里的药还是满的，已经凉透了。
王德想去换热药。
“出去。”
王德愣了一下。
“把门带上。今晚不用进来了。”
王德退出去。门关上了。
暖阁里只剩下炭火的响声。
李世民把纸拿起来。
不是从头看。
他直接翻到第三页，找到了那一行——格物的知行合一还有一个科举做不到的事。
它永无止境。
他把这一行看了五遍。
他想起贞观二年。
那一年他下诏令百官言政事得失。
奏疏堆满了御案。
每一份都在说怎么把人管好、怎么把钱分好、怎么把官选好。
没有一份奏疏说怎么让铁更硬、怎么让粮更多、怎么让布更便宜。
不是那些官员不想说。
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可以被讨论。
他们从小读的书里面没有这些。
他们的老师没有教过他们这些。
他们的整个认知框架里面，就没有“物”这个维度。
他想起贞观十年。
修洛阳宫。
征发民夫三万。
工期拖了四个月。
问工部为什么拖，工部说石料不够。
问为什么石料不够，工部说运不过来。
问为什么运不过来，工部说路太窄。
问当初为什么不修路，工部说——当初选址的时候，没有人算过石料的运输距离。
三万民夫。
四个月。
起因是没有人算过。
他当时把工部尚书骂了一顿。
骂完之后，事情还是那样。
现在他忽然明白了。
不是因为工部的人不用心。
不是因为他们懒惰。
是因为在工部做事的那些人，他们的“知”就到这儿了。
他们学的是经史，考的是策论，他们知道怎么写一份漂亮的奏疏说明为什么要修洛阳宫。
但他们不知道修洛阳宫需要多少石料、这些石料从哪里运、每条路能承受多大的运量、不同的石材硬度差多少。
这些不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
从来不在。
这就是李逸尘说的——没有格物之知，决策就是在蒙。
他想起虎牢关。
武德四年。
他带三千五百骑兵，在虎牢关外列阵。
窦建德十万大军。
他看了一天一夜。
看了什么？
看了地形。
看了风向。
看了敌军的布阵和粮道。
他把每一个细节都摸透了才动手。
他从来不蒙。
打了一辈子仗，每一仗都是这样——先把能知道的事全知道，再做决定。
但他做了二十年皇帝。
他修了二十年政。
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在治国这件事上，一直在蒙。
不是他不想知道。
是他手下没有人能告诉他。
朝臣每一个都能写漂亮的策论。
但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长安城外的渭河每年淤积多少泥沙。
按这个速度淤下去，二十年后的漕运还能不能走。
如果改走另一条河道，需要挖多少土方、征多少民夫、花多少钱。
这些数字没有人给他。
不是因为那些进士不想给。
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算。
他打了半辈子仗，修了二十年政，他一直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今天看了这张纸，他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比知道的多。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读过的一句话。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的原话。
他读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
天下就是这样的。
治理者不种地不织布，因为他们做的是更重要的事——他们管的是天下秩序。
这个逻辑没有错。
但今天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种地和织布的技术八百年没有变过，那确实只需要把人管好就够了。
一亩地永远产两百斤，你只需要保证赋税收得公平。
一把刀永远是那个硬度，你只需要保证兵源充足。
八百年都是这样。
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有一天，种地的技术变了呢？
一亩地从产两百斤变成了产四百斤。
那管两百斤的制度和管四百斤的制度，还能一样吗？
如果刀从五十炼变成了五百炼，硬度翻了一倍，那战争的方式还能一样吗？
以前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想过技术会变。
李逸尘想了。
不但想了，还在做。
他翻了翻那几张纸，找到了李逸尘说的最后那句话——没有你们的知，他的行就是在摸黑走路。
摸黑走路走不远。
走不远的大唐，撑不了三百年。
三百年。
秦汉到现在，八百年。
秦十五年。
西汉二百一十年。
东汉一百九十五年。
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
隋三十八年。
没有一个王朝能过三百年。
他以前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每个王朝都会从兴盛走到衰败？
他想了很久，得出的答案是——土地兼并。
世家做大。
吏治腐败。
这些答案都是对的。
但今天他忽然意识到，这些答案都是从“人”的角度在解释。